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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其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很快由国内发展到海外。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中,出现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是所有共产主义小组中最小的一个——只有两名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

施存统在杭州因那篇《非孝》,闹得沸沸扬扬,无法立足,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在1920年6月20日前往日本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了日本小组。如他所回忆:“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1]

至于那位周佛海,是谜一般的人物:最初他站在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之中,忽地变成中国国民党的要员,最后又成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显宦。

在本书序章中,曾写及周佛海的妻子周杨淑慧帮助寻找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

这个谜一般的人物,究竟当初是怎样走入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之中的呢?

1897年,周佛海降生于湖南沅水之侧的沅陵县。他家在沅水南岸,离县城二十多里。在上中学的时候,他便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曾在沅水中洲的龙吟寺墙壁上,题了这么一首诗:

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甘处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

那时,他已颇为“留心政治”,所以诗中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气概。

他的《往矣集》中的《苦学记》一文,也写及小小年纪的政治抱负:

周佛海

袁氏(引者注:指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了。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

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使他可以跳出那小小的县城,远走高飞,去闯大世面。那一天,成了他命运的腾飞点。他在《苦学记》中这么叙述:

民国六年(引者注:即1917年)五月某日,照例返家,遇着山洪暴发,沅江水涨,不能渡河进城。于是在家住了四天,等着水退。那(哪)晓得我一生的命运,就在这四天决定了,而我还在乡下,一点不知。等到到了学校,一个朋友对我说:“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学去了,最近就动身。”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他说:“你不相信,我和你去见校长。”见了校长,果然是真!原来我有个同班的朋友,他的哥哥在东京,前一年把他叫到东京去了。他来信说东京生活程度并不贵,每年只要百五六十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后,就可以考取官费。我的好友邬诗斋便发起凑钱送我去……

父亲早亡,周佛海告别老母远行,口占一首诗:

溟濛江雾暗,寥落曙星稀。世乱民多散,年荒鬼亦乱。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

他头一回出远门,和两个同学同行。三个人不会讲一句日语,居然也从上海来到了日本。经过短期补习日语,他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在那里,他开始从杂志上读到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

一年之后,预科毕业,他分发到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

在风景如画的鹿儿岛,他在功课之余,“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他开始译书,写文章。“当时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办有《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登载出来,稿费非常丰富。这种稿费,大都寄回家养母,一部(分)拿来买书”。

就这样,他开始钻研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跟梁启超(即梁任公)、张东荪有了联系。

周佛海在他的《往矣集》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十分详细写及他进入中国共产党阵营的经过:

民国九年(引者注:1920年)夏天,决心回沅陵省母。……那晚得一到上海,便不能再往前进了。因为那时张敬尧督湘,我们的湘军,群起驱张,战事紧张,道路梗塞。……

既然不能回家,打算到杭州去玩玩。动身之前,去时事新报馆访张东荪。他是《解放与改造》的主持人,我因为投稿的关系,和他常常通信。我到了报馆,他还没有到。……后来东荪来了,却谈得非常投机。他们当时组织“共学社”,翻译名著,请我也译一本,我便担任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到西湖住在智果寺,每日除译书、看书外,便和几个朋友划船、登山……住了三个多星期,因为热不可耐,仍旧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仲甫本是北大教授,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为当时的当局所忌,所以弃职来沪,《新青年》也移沪出版。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代表俄人吴庭斯基(引者注:即维经斯基)在座。……

后来的情况,便如同本书第二章所描述的:维经斯基明确提出,希望组织中国共产党。张东荪不愿加入。周佛海、沈雁冰同意加入。

这样,周佛海便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周佛海曾在《扶桑岌影溯当年》中,谈及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动机:

我为甚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锋(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引者注:即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

周佛海和施存统,实际上都是在上海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去日本的。他俩在日本组成了一个小组。

周佛海还曾回忆:

回到鹿儿岛之后,除掉上课以外,仍旧是研究马克斯(引者注:即马克思)、列宁等著述,和发表论文。同时,我想要领导群众,除却论文,最要紧的是演说。所以料合十几个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讲演会,每礼拜讲演一次。练习演说。当时同学都说我有演说天才,说话很能动人。我听了这些奖励,越加自命不凡,居然以中国的列宁自命。现在想起来,虽觉可笑,但是在青年时代,是应该有这样自命不凡的气概的。……

1920年周佛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际,不过二十三岁,是一大群热血青年中的一个。然而,他的政治野心,他的领袖欲,却为他后来改弦更张、叛离中国共产党预伏下了思想之根……

[1]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