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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出现在伊尔库茨克

1921年5月4日,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伊尔库茨克举行。

一位戴眼镜、梳分头的二十三岁中国小伙子,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在筹备大会时,他是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组织成员)。

他用流畅的英语,在大会上致祝词。他的第一句话,便非常清楚地点明了他的身份:“我很荣幸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

显然,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表!

他的祝词说:

我们大家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击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建立起同日本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1]

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便是张太雷。他是与维经斯基一起从北京来到伊尔库茨克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了两位书记负责中国部的工作,一位是张太雷,另一位便是维经斯基。

张太雷是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尽管那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各地成立小组的阶段,尚未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尚未选出中央机构,但是张太雷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而且“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致祝词。

张太雷,江苏常州人,原名曾让,字泰来,取意于“否极泰来”。上小学时,校长马次立给他取了学名张复,取意于“复兴中华”。后来他改名太雷,取“泰来”谐音。曾用过张春木、张椿年这样的名字。

张太雷八岁的时候,父亲便病逝了。靠着亲戚的接济,他艰难地在常州读完小学、中学。在中学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英语,跟赵世炎很相似。

十七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这样,他从常州来到了北京。不过,北京大学的学制长,家境贫寒的他难以维持。于是,才念了几个月,他便转往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在《华北明星报》做英文翻译。

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太雷是天津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担任天津学生评议会的评议长。他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京请愿,跟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有了联系。他结识了李大钊,也结识了周恩来,他开始从一般的进步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原本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过六年,跟张太雷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

张太雷在北大结识了罗章龙,罗章龙介绍了他认识了那位来自俄国海参崴的汉学家鲍立维教授。鲍立维刚来中国时,先是住在天津“特别一区”。这位教授跟俄共(布)有着许多联系。

北京的华俄通讯社招聘工作人员,张太雷应征,为这家通讯社做些翻译工作,跟俄共(布)有了更多的联系。

1920年4月,当维经斯基率“记者团”来到北京。经鲍立维介绍,张太雷去北京拜晤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用英语跟他交谈,非常欣赏这位风度潇洒、英语流利、精力充沛而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

张太雷成了当时活跃的“三张”之一。不过,张国焘、张申府还只是奔忙于北京一上海之间,而张太雷则在天津一北京一上海之间频繁往返。

1920年6月,已经在北洋大学毕业的张太雷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参与了陈独秀、维经斯基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他也参与其事。

不久,他又来到北京,参与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他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回到天津,他筹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书记。他起草了中国第一个团章:

1)宗旨——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

2)方法——①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并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作;②调查工人的状况;③散发文献书籍;④基础的宣传鼓动;⑤组织讨论;⑥出版文献读物;⑦邀请名人演讲;⑧组织研究社会主义;⑨协助组织罢工。

一切人,不分民族和身份,均可成为天津共青团团员;①学生,②工人和农民,③人力车夫,④铁路工人,⑤搬运工人,⑥店员,⑦士兵,⑧经大多数团员赞成的所有同情者,都可以被接受为团员。

4)加入天津共青团组织需由两名或两名以上团员介绍。

第3条中说到的“士兵”,由两人介绍可被吸收入团;而凡为“同情者”,须得大多数团员的同意才能被接纳。

5)开除团籍——如果某个团员作出了危害其他团员的行动,或是发生了不道德的行为,那么,根据两名或两名以上团员的呈报,经大多数团员同意,他就要被开除出团。

6)经费由团员自愿捐献。

7)执行机构为书记处或各小组的代表、工人状况调查委员会、社会主义研究部。各部门负责人每月选举一次。

8)会议时间——例会定为每星期一次。

9)补充条款——修改本章程,需有三名团员提议,由全体大会通过。[2]

1920年12月16日夜,张太雷兴奋地跟一位路过天津的朋友,用常州话谈到夜深。

这位朋友斯斯文文,一副金丝边框眼镜后闪烁着精明聪慧的目光。他跟张太雷有着同乡、同窗之谊,比张太雷小一岁。此时的他,初出茅庐,后来他的大名震撼中国——瞿秋白!

瞿秋白是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在1920年10月15日获得远东共和国派驻北京的使节优林的签证,获准前往苏俄采访,成为中国第一个访问红色苏俄的记者(日后他写了《赤都心史》)。

虽然后来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不过此时的瞿秋白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只是明显地倾向于共产党罢了。

瞿秋白在天津逗留了两天,然后由张太雷送他登上北去的火车,经哈尔滨进入苏俄。路过哈尔滨时,瞿秋白“无巧不成书”,竟在那里遇上参加过共产国际“一大”、“二大”的刘绍周。当时,刘绍周随张斯麐代表团回来,正在哈尔滨。只是刘绍周竟不知道中国各地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以至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出席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

送走了瞿秋白,过了1921年的春节(辛酉年正月初一为1921年2月8日),张太雷忽接李大钊的通知,马上赶往北京。

在北京饭店,张太雷见到了从广州回来的维经斯基。张太雷获知,经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决定派他前往伊尔库茨克工作。

于是,张太雷和维经斯基的“记者团”同行。这时,原先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的俄共(布)党员杨明斋仍在上海。张太雷也就成了“记者团”离华时的翻译。

[1]转引自舒米亚茨基:《中国共团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革命的东方》1928年4、5期合刊,莫斯科出版。[2]转引自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革命的东方》1928年4、5期合刊,莫斯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