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
马林离开维也纳南下，登轮船经过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印度洋，朝西进发——他走的是一条与维经斯基、张太雷、杨明斋、俞秀松、瞿秋白不同的路线。维经斯基他们走的是上海—北京—哈尔滨—满洲里—赤塔，然后沿西伯利亚大铁道，经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秋明，抵达莫斯科。这条陆路，不知多少俄共（布）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来来往往，人称“红色丝绸之路”。
马林与众不同。他不是俄共（布）党员。他是在1920年8月，直接受命于列宁。他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而维经斯基来华时是俄共（布）的代表。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的职务远远高于维经斯基。
由于种种耽搁，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他实际上正是继续维经斯基离华之后尚未完成的工作，然而，他与维经斯基却未曾遇面，彼此之间没有交接。他甚至没有去过伊尔库茨克。
马林来华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列宁的推荐书的内容，原是马林来华之后，在1922年5、6月间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这份报告共十三页，用德文写的，当时马林在荷兰。当他把报告寄往莫斯科时，荷兰中央情报所截获了这一邮件。如今，这一文件保存于荷兰司法部档案处之中！在这份报告里，马林详细写及他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尽管如此，马林在路过新加坡时，还是秘密会见了正在那里的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和达尔索诺。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于5月17日、5月26日、5月28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5月18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最为详尽的，要算是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在1921年5月30日致荷兰驻华公使的信[1]：
不久前，荷属东印度政府电告，谓被从殖民属地驱逐出境的共产党人斯内夫利特已乘“英斯布鲁克号”汽轮（原名“阿奎利亚号”）从新加坡来上海。稍后几日，其同党和支持者巴尔斯亦偕妻动身来沪。……
“英斯布鲁克号”将于6月初抵沪。……
此间，我已将他们即将来沪一事通知各捕房。
鉴于我认为目前尚无理由对此三人立即采取行动，而应首先弄清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属实，因此我已请各有关捕房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他们保持监视。
也就在这一天，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了斯内夫利特和巴尔斯这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他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6月3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亚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信，第124号，1921年6月17日，G类156所有G类材料统属荷兰外交部文件），总号2349，清楚地记载着马林的行踪[2]：
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亚号”到达上海，住在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得烈森。
这“东方饭店”，实际上就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维经斯基一行刚抵上海之际，也下榻于此。
马林下榻于大东旅社三十二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他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旧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不过，当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了一个中国化名——“倪公卿”。
马林的同事、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偕其十七岁的爪哇妻子，也住进了大东旅社。巴尔斯化名“达姆龙”。
荷兰驻华公使在1921年7月1日致荷兰外交大臣的信中，这样透露巴尔斯夫妇的行踪：
巴氏夫妇于6月10日离开上海前往哈尔滨，拟赴西伯利亚，荷属东印度政府已请我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监视其乘火车去哈尔滨的行踪，日本当局负责监视他们去西伯利亚的情况。
也就在这封信中，荷兰驻华公使清楚地点明了马林的身份：
我通知了中国政府：斯内夫利特系由莫斯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前来远东进行革命煽动的……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注视马林的一举一动。档案中所存信件还表明，就连在印尼三宝珑的马林的妻子也受到监视，马林与妻子的通信被逐封拆查，以求从中获得关于马林的情报……
有不少书籍是说马林先抵北京——
例一，二《包惠僧回忆录》[3]：“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
例二，《李大钊传》[4]：“‘一大’前夕，共产国际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为代表，来到中国。他们也是先到北京。大钊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交谈，并委派邓中夏同志陪同他们去上海。”
实际上，现存的上海法租界密探对马林的监视记录是准确的，即马林是在1921年6月3日乘“阿奎拉号”抵达上海[5]。在这方面，倒是密探“帮助”了历史学家！马林从南方坐海船来华，确实也只可能先抵达上海，而不可能先到北京。
同样，在那“G类”档案，亦即荷兰外交部的文件中，还有密探们关于马林行踪的跟踪记载：
斯内夫利特于1921年7月14日离开南京路东方饭店，住进麦根路三十二号公寓。
麦根路，即今上海石门二路，与北京西路交叉。张国焘也曾回忆说，他去拜访过马林，当时马林“寄居在爱文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爱文义路，即今北京西路。张国焘的回忆与密探当时的记录相符。
G类档案中还记载：
9月底，他到汇山路（引者注：有人误译为“威赛德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Рязанов）家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0日。
汇山路，即今上海霍山路。霍山路在离市中心较远的杨树浦。大抵马林为了躲避密探的监视，特地住到了僻远的霍山路，却仍在密探的监视之中！
倒是应当“感谢”密探们，把马林在上海的行踪查得如此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以至为笔者在八十多年后的今日写《红色的起点》省掉了很多考证的时间！
[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2]以下“G类”档案文献均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3]《包惠僧回忆录》，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4]《李大钊传》，11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5]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