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
酷暑之中的上海，在晚上七时之后，天才慢慢地黑下来。人们在马路边、在石库门房子的小天井、在阳台，躺在藤椅、竹椅上，一边挥摇着蒲扇，一边啃着西瓜。
法租界贝勒路是一条并不热闹的马路。在朦胧的暮色之中，坐落在望志路和贝勒路交叉口的那一幢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子后门，不时闪进一条条黑影。
这幢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在此居住。
李书城家原本住在离此不远的三益里十七号，那里三楼三底，房子比这里大。当时李家人口众多，有李书城的母亲王氏，妻子甘世瑜，长女李声歆，次女李声韵，次子李声茂（后来改名李声宏）。长子李声华当时在日本留学，但是在暑假里有时回国探亲。弟弟李汉俊也在日本留学，但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李声簧、李声馥也住在这里。此外，还有厨师、保姆（李家称“娘姨”）。三益里的房子是泰利洋房的房产。李家人多，所以租的房子也大。
李书城的妻子甘世瑜在1917年患肺病去世。李汉俊的妻子陈氏也于1918年相继去世。李书城的母亲在1920年秋天，要送三个灵柩（李书城的父亲李金以及李书城和李汉俊的妻子）回湖北潜江老家安葬，这时李声簧、李声茂、李声歆、李声韵同去，已经从日本回国的李汉俊也送他们去，李家人口顿减。三益里十七号的房子大，房租每月要七八十元。李书城看中贝勒路树德里新建的石库门房子，便租了二楼二底，即望志路一○六号、一○八号，搬了过去。
随李书城一起迁入望志路新居的，还有一位比他小二十四岁的小姐。
小姐姓薛名文淑，不是湖北人，而是上海松江人氏。
薛、李两人，本来素不相识。薛家是上海松江县雇农，生活窘迫，薛文淑便以演唱谋生。在广州偶然邂逅李书城。听说薛文淑是上海人，李书城便说：“我家在上海。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我家来找我。”
李书城给她留下了家中的地址。
1920年春，十四岁的薛文淑来到了上海三益里。李书城收留了她，让她寄居在他家。
据薛文淑回忆：
当时黄兴的遗孀徐宗汉住在贝勒路的一处房子，请了一位湖南老先生当家庭教师，我便同她的子女一美、一球等一起从老先生补习功课，准备投考学校。
不久，我上了民生学校，与邵力子的姨妹王秀凤同学。邵家住在我们的斜对门。
李公馆内迁往望志路之后，李家只有四口人，即李书城、李汉俊、李书城九岁的女儿李声韵、薛文淑。另外，还有一位二十多岁的警卫，名叫梁平，一位四十多岁的厨师廖师傅以及一位三十多岁的安徽娘姨。
薛文淑这时改在博文女校上学，一般上午上课，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在家复习功课。
这时候，来找李汉俊的朋友更多了。只是薛文淑在三益里时见到过的两位小姐不大来了，常来的是一位姓陈的小姐，模样姣美，跟李汉俊学外语。
1921年春，三十九岁的李书城和十五岁的薛文淑在望志路结婚。新房设在一○八号楼上，那里隔成前后两间，前面会客，后面为卧室。楼下也是两间，前面的房间是警卫梁平和厨师廖师傅的卧室，后面为厨房。前后房中间为过道。
一○六号楼上，也隔成两间，前屋为李汉俊卧室兼书房，后屋是李声韵和娘姨卧室。楼下前屋为餐厅，放了一张乒乓球桌那么大的长方大餐桌。那是从三益里带过来的。在三益里时，李家人口众多，所以要用这么大的餐桌。楼下后屋是洗澡间，备有日本式的洗澡大木桶。
一○六号和一○八号内部打通，共用一○六号的一个斜度较大的楼梯。上楼之后，先走过李汉俊的房间，朝西走，则是李书城的卧室。
新婚不久，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
这么一来，望志路上的李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厨师、娘姨和年幼的李声韵。薛文淑不过十五岁，不懂世事。厨师和娘姨不识字，从不过问李汉俊跟那些穿长衫、西装的朋友们高谈阔论些什么。
本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住在博文女校，倘若就在那里开会，当然方便。不过，两个外国人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一旦招惹麻烦，一网打尽，无处遁逃。
“到我家里开会吧。”李汉俊一提议，马上得到李达的支持。确实，李公馆是一个很合适的开会场所。那里离博文女校很近，而且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
于是，在1921年7月23日（星期六）晚，穿长衫的，穿对襟纺绸白上衣的，穿西式衬衫结着领带的，留八字胡的，络腮胡子的，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一个又一个走进李公馆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