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一线曙光
躲躲藏藏地窥了
众生（底）心沸着
鼓着雄壮的勇气
狂热地跳舞着，起劲地歌唱，催太阳起身
我们的生活苦闷
我们的生活枯涩
上海的中共“二大”会址
中共“二大”会址内
中共“二大”在上海德辅里召开你撒给我们爱和光
我们底（的）生命才得复活呀
但还有许多兄弟呢
他们底（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呀
亲爱的父亲呀
升罢升罢
快快地升罢
多多多多地给些光呀！
这首题为《天亮之前》的诗，是诗人汪静之所作，收在他在1922年出版的诗集《蕙的风》中。这首诗，过去被人们视为爱情诗，没有给予注意。
然而，这却是第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
1985年5月4日，汪静之这么加以说明：
我那首题为《天亮之前》的小诗，写作日期是1921年12月23日。在此前几天，我从一位要好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年7月成立的消息。我感到参加共产党的这些人很有志气，因此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收在爱情诗集里，敌人发现不了，但朋友们也将它当成爱情诗了。[1]
汪静之的诗表明，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还很小，历史也很短，但是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1年11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名义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指出“明年7月开大会”。这“大会”，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二大”，曾传说是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出席者李达，在1954年2月23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信中，明确否定了这一传闻。李达写道：
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问题。我曾对胡乔木同志说过，开会地点足在上海，不是在西湖。听说中央方面已经改过了。[2]
李达的回忆是富有权威性的，因为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二大”代表，而且会议就是在他所住的房子里举行的……
日月飞逝，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后一年——1922年7月，上海又是一片炎夏气氛。
在离上海望志路李公馆几站路，霞飞路之北，有一条南成都路。那儿有一条叫做“辅德里”的弄堂，成排成排的石库门房子，跟李公馆同一模式，就连墙壁也一样，用青红砖相间砌成。石库门的门楣上，雕刻着“腾鲛起凤”、“吉祥如意”之类的横批。
辅德里六二五号（今成都北路七弄三十一号）迁入一户李姓人家，也成了“李公馆”。此“李”，便是李达。自从陈独秀由粤返沪，李达和王会悟便迁居于此。幸亏当时李达迁走了，所以当陈独秀被捕时，法国警察在渔阳里二号没有搜查到中国共产党文件——有关文件在李达那里。
李达主管宣传，创办了“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大批“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十一种）。书上标明社址为“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其实，那是辅德里六二五号编印的。标上“广州”字样，为的是迷惑法国警察的眼睛——须知，辅德里也属法租界！
自从李汉俊家的渔阳里二号遭到法国警察搜查之后，李达家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尚未暴露的联络站。尤其是那里全是一排排红砖、青砖相间的统一格式的房子，侧身一闪而人，不易叫人辨出哪家哪户。
辅德里六二五号一楼一底，建造面积为七十四平方米。楼上为李达书房和卧室，楼下为客厅。那排房子是一位姓韩的大房东建筑的，分租给别人。石库门房子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与他人无干。
中共“二大”（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出的油画）
中共“二大”会场1922年7月16日，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在李达家的客厅里举行。这便是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提及的“明年7月”召开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会的代表十二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统、项英、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
据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其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
其实，毛泽东并非“没有如期赶到”，而是他当时在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呢？
这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内中以他对斯诺所说的最为准确：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3]
当时，毛泽东是“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对赵恒锡的运动”。赵恒锡是当时湖南省长、军阀。
毛泽东“忘记了开会的地点”，这确实是一桩憾事。在两个月前，毛泽东还邀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是知道在7月召开中国共产党“二大”的。
据罗章龙在1981年回忆，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二大”[4]。但是，有关文献上没有记载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人。其中：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旅俄八人，旅日四人，旅法两人，旅德八人，旅美一人。在这些党员中，工入党员为二十一人，女党员四人。
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开会，每一次会议都改换地点，而且多开分散的小组会，保密工作比中国共产党“一大”做得好得多。闭幕式是在英租界举行。
中国共产党“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共五人，即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和高君宇。另有两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即邓中夏和向警予。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长（这一职务名称在当时不固定，有时也用原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上，则署“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二大”最主要的成果，是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一宣言是由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组成的起草小组起草的，陈独秀执笔，经大会讨论、修改、通过。
中国共产党“二大”比中国共产党“一大”在理论上的大飞跃，便是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的最高纲领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最低纲领，亦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表明已经一周岁的中国共产党日渐摆脱了稚气，把革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二大”总共通过了十一种文件。除了《宣言》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其中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中国共产党宣言》既然“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那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接受并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
这与中国共产党“一大”相比，大大前进了一步。中国共产党“一大”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在“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一节中，只提到“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中国共产党“二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从组织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明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分子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所以强调了党的“中央集权”和“铁的纪律”：
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须依据左列（引者注：原文竖写，故称“左列”）诸原则：
（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引者注：原文漏“纪”字）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
（二）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央军队式的训练。
（三）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四）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
（五）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
（六）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
（七）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
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要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功一个党，不是学会，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引者注：原文如此，可能漏字）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差不多每年都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过去，笔者当年寻访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时，发现里面住着普通居民。内中有一户经营水产，弄得鱼腥味四溢。
如今，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上海不久前在建造成都路南北高架桥时，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本来在拆迁范围之中。为了保护这一历史性的建筑物，南北高架桥特地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使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避免了拆除。
[1]《读者导报》，1991年3月27日。[2]《“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34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4]罗章龙之孙女罗星元1991年12月31日致笔者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