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病逝之际，从加拿大多伦多的老人病院里，发出一声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
这位老人中风在床，已是风中残烛，自知剩下的时光不多。他说：“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此人便是张国焘，比毛泽东小四岁。
张国焘晚景凄凉。1968年，他和妻子杨子烈双双住进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仰仗一点微薄的养老金打发残年……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十四岁的北大哲学系学生张国焘非常活跃，当上了大会主席，当上了第一届组织主任。
会后，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
此后，张国焘极其激烈地反对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在中国共产党“三大”，虽然他出席了，但是落选了——他被拥护马林战略的毛泽东所代替。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兼中央局秘书，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长。另外，张国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也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尖锐批评。
他意识到再坚持反对意见，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四个月后——5月21日凌晨，正在北京的张国焘，落进了北洋军阀的京师警察厅手中。据当时的《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文》[1]所载：
“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查获张国焘同一女子杨子烈奸宿。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宣言书，并信函多件。”
一个星期后——5月28日，上海《申报》披露了张国焘受到严刑拷打的消息：
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并无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闻在张室中搜出之文件等，侦缉队认为关系重大者颇多，中且有派人赴俄护照一纸，上有加拉罕签字（引者注：加拉罕为当时苏俄驻华全权代表），侦缉队对此追究颇严，谓此护照系俄国何人接洽得来，然关于此层尚无结果也。
经过严刑拷打，张国焘招供了。据1924年5月30日《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咨请转令严拿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讯办文》所载：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三（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输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2]、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案，而遏乱萌。
由于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密捕李大钊。李大钊得知风声，迅即离开北京铜幌胡同寓所，避往河北乐亭老家。当晚，李寓便遭查抄。然后，侦缉队又追往河北乐亭。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时安排李大钊前往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才使他免遭毒手。
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并不知道供出李大钊者是张国焘。除了李大钊之外，京师警察厅根据《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单》、《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单》，逮捕中同共产党党员范体仁等多人。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政府垮台，中国共产党组织趁机营救被捕人员，张国焘获救。他对自己狱中招供一事守口如瓶，中国共产党组织亦未察觉。直至解放后这些当年的审讯档案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才使张国焘那五个月铁窗生涯的真相大白。
张国焘出狱不久，出席中国共产党“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工农部主任。
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
1928年6月，他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六大”，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留驻苏联。直至1931年1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到上海。
1931年4月，张国焘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1935年6月，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所率红军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所率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毛、周主张北上抗日，张国焘以为“长征是失败”，主张在川西休战，因此双方产生尖锐的分歧。
1935年10月，张国焘自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并宣称：“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引者注：即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南下不得，西进失败，不得不于1936年10月率部北上，与毛泽东所率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1937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表示：
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3]
鉴于张国焘承认了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前夕，张国焘去陕西黄陵县城北桥山，祭扫黄帝陵。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担任主祭。祭毕，张国焘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从此一去不复返。
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
4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在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1948年冬，张国焘带全家逃往台北。此时的他，已经“贬值”，“军统”已经冷落了他。
台北无法落脚，他在1949年冬迁往香港。在那里办杂志，维持生计。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看中了他。因为他是唯一连续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至“六大”的人，他的经历成为美国教授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史料，于是约他写回忆录。
张国焘写下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这部回忆录的收入，使他和妻子杨子烈几年生活费有了着落。
用光了这笔钱，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拮据。
无奈，1968年，他和杨子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不久，进入那里免费的养老院。
1976年，张国焘中风，转入免费的老人病院。
在包惠僧去世的那一年——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时，毛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冻死在病床上，时年八十二岁。
[1]《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2]据《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记《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原文为“高静宇（即高尚德）”。高靖宇即高君宇。高君宇（1896—1925）原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又名静宇，山西省静乐县人（今属娄烦县），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加、理论家，1920年冬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3]原载《党的工作》第31期（1937年4月12日）。转引自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