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风雨会重庆
蔡元培在香港去世的消息传到昆明，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西南联大同人无不同声悲泣。傅斯年在龙头村旁边山中的弥陀殿主殿外，专门组织召开追悼会，除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同在龙头村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中国营造学社同人也前往参加。傅氏作为主持人，在讲述恩师蔡元培的生平，特别是上海沦陷前后一段经历时，泪如雨下。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蔡元培正在上海。此时，中央研究院理、化、工等三个研究所仍留在上海租界内开展工作。淞沪抗战爆发，作为院长的蔡元培强撑病体，亲自组织、指挥三个所向内地撤退。就在上海城陷之际，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已由朱家骅和傅斯年共同组织撤往重庆，蔡元培满怀悲愤与忧伤，乘一艘外国邮轮独自一人从上海赶往香港，准备转赴重庆与傅斯年等人会合。一路颠簸漂荡，年高体衰的蔡元培抵达香港后身体不支，被迫滞留在港岛疗养休整，暂居跑马地崇正会馆。次年2月，一家老小逃出沦陷的上海乘船抵港。蔡元培携家迁往尖沙咀柯士甸道（Austin Road），化名“周子余”隐居下来，平时谢绝一切应酬，但仍遥领中央研究院事务，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关注着中研院的命运，为本院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计谋筹划。1938年2月，在他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于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央研究院自上海、南京沦陷以来首次院务会议。浙江省主席兼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以及所属的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等十位所长如期赴约，共商御侮图存大计。面对众人慷慨悲歌之气，蔡元培精神为之一振。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策略与生存、发展方针。
蔡元培晚年在香港寓所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Sir Geoffry Alexander Stafford Northcote）等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大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会并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的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公开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孱弱不堪，未能成行。
1940年早春，七十三岁的蔡元培步入了贫病交加的人生暮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而此时，偏又遭逢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蔡威廉这位留洋归国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杭州美专的艺术教学工作，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在昆明撒手人寰。她死得很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其撕心裂肺之状令天地为之动容。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将循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
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继之昏厥过去。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巨星陨落，天下震惊。中国军政要人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党在重庆举行公祭，由党总裁蒋介石亲自主持，接着举行追悼大会以表达对死者的追念与哀思。远在延安窑洞里的中共领袖毛泽东闻讯，也向这位当年促成自己进北大谋到图书登记员差使并有知遇之恩的故校长发去了“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唁电，同时发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发表悼念文章以示尊崇与纪念。一代名流许崇智和廖承志分别受国共两党委托，亲赴香港致祭，香港各界为之执绋者5000多人。蔡氏遗体于7日下午在香港湾仔摩理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10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均下半旗致哀。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以待运回故乡浙江绍兴安葬，因战事迭起，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这位“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就此长眠于香江之岸。
此时抗战转入低潮，日军攻势凌厉，中国东部最精华的国土尽失，国际社会无一援手。国民政府几乎陷入了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绝境。蔡元培的去世，使迁往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同人心头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一次交谈中，傅斯年与李济均流露出“树倒猢狲散”的悲情。当时在座的郑天挺事后颇为感慨地说：“孟真、济之皆目前国内一流的学者，尚且如此，真是国家学术机构之不幸。”1
作为不幸之中的幸存者，当然不会真的因蔡元培这棵大树的倒掉而四散湮灭，化作历史风尘随风飘逝。每一个具有血性的中华儿女都深知，在如此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那就是必须咬紧牙关，积蓄力量，实现战略反攻，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使中央研究院各个系统不致因它的缔造者蔡元培去世而在战火中瘫痪，院长继任人选很快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个时候，中央研究院还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成立之初，在蔡元培、杨杏佛、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下，至丁文江出任中研院总干事时，创立了一个评议会作为全国最高学术评审机构。2在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下，至丁文江出任中研院总干事时，创立了评议会作为全国最高学术评审机构。这一机构除负责联络国内各研究机关，决定学术研究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合作互助外，还握有推举院长候补人的权力。评议会以院长为议长，设秘书一人，负责日常事务。评议会的评议员以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所长以及重量级的研究员为主，另有部分大学教授和教育、科学界杰出人士——这便是后来院士制度的雏形。
按既定章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产生实行“提名制”，即由该院评议会通过聘请的评议员投票的方式，选出三位候选人呈报国民政府，由政府最高领袖从三位被提名的候选人中圈定一人，有幸被圈定者就是合法的中央研究院院长。
1940年3月中旬，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鸿隽、前总干事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等人沟通后，呈报国民政府批准，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重庆开会，选举新一届院长。
在昆明学术、教育界的蒋梦麟、傅斯年、陈寅恪、陶孟和、李济、竺可桢、李四光、丁西林，以及西南联大教授周炳琳等接到通知，纷纷来到国民政府陪都重庆，每个评议员都渴望自己看好的对象能够当选。鉴于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由谁来坐第一把交椅，皆心中无数。即使神通广大、霸气十足，具有国民政府参议员头衔的傅斯年，对此次选举前景究竟如何，也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其中有人主张既然蔡元培是由北大校长转为大学院和中研院院长，那么现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就应该名正言顺地继任，拥蒋的陶孟和曾对郑天挺试探性地说：“看来这次梦麟先生应当出来了。”3郑天挺深知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不置可否。
果不其然，到达重庆后，有相当一部分评议员并未把蒋梦麟放在眼里，反而“谈到此事，都说（胡适）先生一票不可少”4。且同为评议员的重量级学者陈寅恪还公开放言：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适一票。一时间，正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博得了头彩。只是，同当时中国所有地方的官场一样，由于各方面的明争暗斗，选举事项横生枝节，顿起波澜。
推选程序尚未开始，整个氛围已如浓雾弥漫的山城重庆，令初来乍到者晕头转向，拿捏不稳。大幕遮掩下的评议行动，首先是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任鸿隽等在民国政坛儒林星河中最明亮、庞大的四只“海龟”暗中较起劲儿来。
翁文灏
在相互较劲儿的四人中，朱家骅最为年轻，学术资历亦相对较浅，但官职以及在国民党内部的威望却不在另外三人之下，甚至有后来者居上的健劲势头，此时他正身居国民党权力中枢的中央常委、组织部长高位。
在普通百姓或部分学者看来，以上四人均是位高权重的党国大员，可谓高官厚禄，前程似锦，实在没必要再来争抢这个清水衙门的总管。如傅斯年所言，“中研院长闲曹尔”5，没什么权力可弄、油水可捞。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做如是想。翁、王、任、朱等四人当然另有算盘可打，一个显然的情结是，国民党部长大员的高位可以方便捞钱获利，但并不为天下儒林所重，相反地，中研院院长不能捞钱弄权，却可以赚取部分名声，特别是作为学者从政的一族，骨子里或多或少地残存着读书人情结，渴望天下人把自己看作一位大贤者、大儒式的高官，而不是以一只土鳖、老粗或满腿泥水兼烟袋油子味儿的军阀面目出现。面对这个国家最高研究机关的掌门人职位，几位儒生出身的高官自然不能不为之心动。按他们的想法，只要能坐上这把盟主的交椅，便可名动天下儒林公卿，达到鱼与熊掌兼得、名利双收之奇效。于是，一场明争暗斗的大角逐在警报声声的雾都重庆拉开了序幕。
当众评议员从全国各地抵达重庆，即将进入正式选举程序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作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南按：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的翁文灏，突于3月16日接到一封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给他的信函，内称蒋委员长“盼以顾孟余为中研院院长”6。第二天，翁文灏、王世杰、朱家骅在与傅斯年、李四光等几位中研院健将会面时，转达了陈布雷信中的内容。众人一听，“颇表愤慨”。向来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在震怒中本想当场发作，但又感到此乃“介公下的条子”，而顾孟余又是前辈学人，同时也是自己当年在北大时的师辈与中山大学时的上司，甚觉不便，遂强按怒火答道：“我个人觉得孟余不错，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识他，恐怕举不出来。”随后，傅斯年又对在场的汪敬熙道：“我可以举他一票，你呢？”
汪敬熙听罢将嘴一撇，颇为不屑地答曰：“我决不投他票，他只是politician（政客）。”
傅斯年又对翁文灏、王世杰说道：“你看如何？”面对此情，翁王二人无言以对。
盛怒中的傅斯年仍余气未消，转身又对同时在场的段锡朋说道：“书诒（段锡朋字），你算一下看，老顾能得多少票？”
汪敬熙、段锡朋二人皆是五四运动时期与傅斯年在北大同时“举事”的一代名将，他们所看重的只有自己的老师胡适，其他人均不放在眼里。而顾孟余虽曾出任过北大教务长，但后来离开北大转向国民党内部中枢，从事政治活动，并与国民党高官大员甚至蒋介石本人，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与学术界人士的关系早已疏远冷淡。顾氏不再把这些儒生寒士放在心中，而这些认死理的书呆子也以牙还牙，同样对他视而不见，如弃敝屣一样将其抛到烂泥坑中去了。段锡朋与在场的朱家骅根据顾孟余的名望和人缘儿，粗算了一下，最多只能得8票，而这票数几乎囊括了所有北大出身的评议员，甚至连汪敬熙也计算在内，而汪则表示坚决反对。面对这个不祥的结果，翁、王、朱等几人均沉默不语。
这个插曲只是小范围内的非正式公布与商议，假如就此打住，各自相安，倒也无事。但这“下条子”一说不知被谁捅了出去，辗转传闻，立即引起众评议员的盛怒。此种做法不但违反了中研院的选举条例，同时也是对学者们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侮辱，一时群情激昂，怒气顿生。此前，傅斯年曾经与王世杰、段锡朋谈到要给胡适投一票的事，他们都说“要把孟余选出，适之也必须选出，给他们看看”云云。尽管顾与朱都是自己在中山大学时的上司，翁王二人与自己也颇有交情，但此时的傅斯年和陈寅恪一样，倾向于推举胡适，其理由如傅后来在致胡适信中所言：“我辈友人，以为蔡先生之继承者，当然是我公，又以为从学院之身份上说，举先生最适宜，无非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7
按照翁文灏的说法，当他将众人的意见反馈到陈布雷处时，陈氏急忙做了解释，说介公只是在与他和张岳军（群）谈及此事时，提到中研院应归行政院管辖，院长不宜由评议会选举，但也“未言决即更改”，“对院长人选，曾提及吴稚晖、戴季陶、钮铁（惕）生等，嗣又提及顾孟余”云云。既然介公本人也只是非正式地提及，并没有一个断然的决定，翁文灏除向陈布雷说明“盼能依法办理”，希望不致破坏法律条例外，也就没有再做更多的表示。随后，翁特意又走访了陈布雷和介公在表述时另一位在场者张群，也没有探听到与陈布雷不一致的说法。下午，翁文灏、傅斯年、任鸿隽、李四光、汪敬熙等一起，又与王世杰专门讨论选举院长事。据翁文灏日记载，当时王世杰只是表示，关于此事，他本人“有两个consciences（良心）”8。两个什么consciences？翁的日记没记，王世杰具体说没说也不得而知。
除翁文灏的一面之词，另有一条消息在评议员间传开，谓王世杰最不愿意胡适此时回国，用王的话说，虽然胡适算不上一流的外交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容易因他国外交官转变的。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中那些可以设法转变的，胡博士去做就比其他人有效，因此极力反对让胡适回国当院长云云。而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得罪天下儒生的骂名，让陈布雷“下条子”推举顾孟余，就是王世杰的移花接木之计，没想到弄巧成拙，遭到了学者们的强烈反对，并对王大为不满。翁朱二人一看众评议员的激愤之态，才知道这一班学者与纯粹的官场中人大不相同，“实在没法运动，如取运动法，必为所笑，于事无补”9。在这种情况下，翁、王、任、朱四人撇开顾孟余，又开始为争抢这把交椅暗中钩心斗角起来。
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胡适（右）的合影（1920年8月22日于东南大学）
21日晚上，翁文灏、任鸿隽联名出面请客，赴宴者30人。席间有任鸿隽的夫人、著名的女“海龟”，并有“莎菲女士”之称的一代女诗人、教授陈衡哲作陪压阵。翁、任联盟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自有打算。意想不到的是，前来参加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仍不买账。为了这次评议会，陈寅恪带病专程从昆明赶来参加，曾几次对众人表示“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10。陈寅恪对于社会生活态度，最看重的就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也就是他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中所倡导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乃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在这次宴席上，陈寅恪同样大谈其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由）理论，并言称中研院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云云。11陈氏此语，显然是向在座者宣示，只有胡适才有资格来坐这把天下儒林盟主的交椅。而这个时候，尽管国内有不少党国要人对胡适在驻美大使的位子上，“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之行径颇为不满，尤其是孔祥熙、宋子文等政治集团大为不快，恨不得立即将胡氏抓将起来投进监狱，甚至连同傅斯年等一帮前呼后拥的喽啰一并逮捕法办，以达到斩草除根之目的。但远在美国的胡适仍是照领不误，直到中研院院长选举之时，国人并不清楚他以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在国外受领了多少个学位和院士帽子。不过从胡适一生在国外共弄了35顶博士帽子来看，这个时候恐怕已有30多顶博士或相关的名誉博士帽子戴在头上了。除此之外，弄到的“外国会员”头衔更是不计其数。这个能量，如同三国时代虎牢关前的吕布，是翁文灏与任鸿隽加上陈衡哲三位男女英豪合在一起都无法匹敌的。故陈寅恪之说，得到了大多数入席者称许，翁、任、陈三位一时颇为尴尬。
眼看自己的酒钱就要打水漂，满腹心事与梦想也即将付之东流，任鸿隽力图扭转颓局，强调道：“在国外者，任要职者，皆不能来，可以不选。”12
陈寅恪与傅斯年听罢，均表示对此不敢苟同，谓“挑去一法，恐挑到后来，不存三四人，且若与政府太无关系，亦圈不上，办不下去”13。
陈寅恪当然明白翁文灏与任鸿隽的意中人在自己而不在胡适，遂表示坚决反对。此前他曾公开表示过自己的意见：“如果找一个搞文科的人继任，则应为胡适之。”陈认为：“胡适之对于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的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在国外的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如果找一个搞理科的，则应找李四光，因为，李在地质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在中国无人能比……”14翁文灏尽管是地质学界权威性的老字号“海龟”，但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地质与矿产资源的调查方面，缺乏像新生代“海龟”李四光所具备的那样一种宏大的视野与学术理论构建。而这种差别不是靠听师傅讲解，或自己躲在一间四面封闭的小黑屋里，像汉代的孙敬一样把头用一根绳子拴住悬在梁上，或像战国时代的纵横术士苏秦一般，弄一根铁锥，专等深夜读书迷糊时往大腿上乱刺一通，甚或不吃不喝，一门心思读书、思考，在恨铁不成钢时拿头往墙上撞就可以弥补的。这是一种世间难得一见的天才的事业，只有天纵之才方可达到这种境界。当然，不能说翁文灏就不是天才，他与李的差别，其实就是天才大小的差异。二者相较，李四光为大，翁为小。至于任鸿隽本人，就不足道哉了。若干年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陈寅恪的眼力与识见，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在地质学界发挥了开天辟地的重大作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做出了任何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巨大贡献。当年与其争锋者皆被他那科学巨人的身影笼罩得不辨牛马。而同样留在大陆的任鸿隽则籍籍无名，除了弄了个灰头土脸，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造诣和贡献。也只能感慨时运不济，徒叹奈何，奈何了！
只是，此时的胡适与李四光皆属于不被国民党高层真正欢迎之人，陈寅恪之说，也是一时的宣泄怨愤而已，可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饭后，依胡先骕提议，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性质的非正式投票。结果是：翁文灏得23票，胡适得21票，朱家骅得19票，王世杰仅得1票，任鸿隽0票。
王世杰一看自己仅此一票，顿觉失了面子，众人也大感诧异。王在窘迫中把这个悲惨结局归罪于傅斯年，认为傅对众评议员传播他在背后鼓动蒋介石，要举顾孟余并下条子事，才引起了众怒，导致了这场难堪的败局。为此，王世杰对傅大为恼火。傅斯年见此情形，大喊冤枉，并对外声明，自己从未说过王鼓动介公下条子之事，在致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雪艇（王世杰字）也决不会做此事，可是有些理想，与布雷谈及，无意中出此枝节，容或有之。要之，亦是为研究院。”此时外部传言已呈覆水难收之势，傅斯年这个替自己洗刷又替对方开脱的声明，王世杰并不领情，仍是余怒未消，且对傅斯年耿耿于怀，“总不释然”。15
宴席在沉闷、争吵的气氛中不欢而散。回到住处，陈寅恪把手杖往墙角重重地一扔，对傅斯年愤愤地说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吧。”16陈氏所说的“几个秘书”则是指暗中角逐较劲儿的翁、王、朱、任等人。
王世杰
◎来渝只为胡先生
第二天晚上，不知由谁出面，居然把蒋介石请出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蒋氏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并未言及人选之事。此次宴会是陈寅恪首次与蒋谋面，由于前几日众评议员风闻蒋亲自下条子，陈寅恪心存不满，对蒋极为看轻。宴罢之后赋诗一首：
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
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17
此诗陈寅恪曾亲抄一份赠给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品评，吴宓心领神会，将诗收入《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写有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18按照吴宓的诠释，陈诗中的“食蛤”指蒋介石。19
第二天，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终于在重庆蒙蒙细雨中开幕，评议员对院长候选人正式进行无记名方式投票，选出三名候选人。据统计，到场者共30人，由王世杰担任会议主席，为避嫌，王放弃投票。其结果是：翁朱二人旗鼓相当，各得24票，胡适得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与任鸿隽各4票，任的支持者全是他在美国留学时创办的“科学社”的几个铁杆弟兄。介公举荐的顾孟余仅得1票。按照选举条例，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翁、朱、胡三人名单呈报国民政府审批。
这一选举结果令陈寅恪等众评议员还算满意，感觉“自有公道”，一方面，学者们顶住了上面的“条子”，显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正气；另一方面，似乎“上面”没有再强行施压，或节外生枝故意制造麻烦。而学者们选出的翁、朱、胡三人，也并不出当局意外，只是任鸿隽的太太陈衡哲见中研院的人都不投其夫君的票，甚为恼怒，大骂傅斯年等人不是东西。傅斯年有苦难言，干瞪着眼说不出话来，只有到了这时才真正领悟那天酒席上“叔永演说之旨何在”。大势去矣，既然这个时候陈衡哲连与自己暧昧的人——胡适（南按：胡与陈衡哲在美国留学时就建立了暧昧关系并长久地保持下来）都弃之不顾，傅斯年又岂能不通人性事理地去关照与自己无亲无故的任鸿隽？一场竞选大战下来，纵有一代女杰陈衡哲为其夫君呐喊助威，亦无法扭转乾坤，使地球倒转。
胡适作为学术界的一种象征和符号，尽管在傅斯年、陈寅恪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入围中枢，但就评议员们而言，也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与释放而已。正如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20对这一判断，同是评议员的陈源（西滢）深有同感，4月21日，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认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最适当的人选当然是你，但是你现在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我与一部分朋友至今仍认为你是蔡先生唯一的继任人，但又不愿意你在此时离开美国，所以不知道自己希望的是那一样。”21
胡适大使（中）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坐者）说明中国人民万人签名的文件
此时，以傅斯年为首的儒生们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选举的第二天，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告选举成果，当说到顾孟余没有被选中时，“介公笑了一下。次日语孔（祥熙）云，‘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22这一招令傅斯年始料不及。也正是这一枝节的突现，使傅斯年对选举中的“条子事件”有了新的更合乎逻辑的分析推断。
按傅的推理：翁文灏此前所言有诈，陈布雷是明确接受了蒋介石的旨意，而翁文灏与朱家骅二人又接受了陈的指示，“派他们设法举顾出来的”。但只是由于陈寅恪等众评议员们的强烈抵制“而未办到”。介公交代的事没有办到，本已是严重失职，无颜禀报。但翁朱二人见此情形，私心顿起，反意萌生，在关键时刻弃顾孟余而“偏举上自己”，公然“忤旨”。23这就让最高领袖蒋介石产生了一种愤怒与厌恶之感，而这种愤怒与厌恶又不好当场发作，因而蒋在得知选举结果后，只好当着王世杰的面“笑了一下”。这一笑含着极度复杂的成分，除了以上的情绪，还有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人生信条的感叹，也有对翁朱二人人格的嘲讽，更有对评议员们所谓“自由、民主”等的无可奈何。这种愤怒、感叹、嘲讽与无可奈何的交织，便化作了尴尬的一丝苦笑和让胡适回国的口谕。
蒋介石这个颇有些意气用事的口谕，立即得到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热烈响应，欲趁机把胡适的大使搞掉——这是他多年来就梦寐以求并多次操作过的事情。据说孔一口气就向蒋推荐了四个人选，用情之急、之烈实属罕见。
形势急转直下，大洋那边，胡适端坐的那把大使椅子开始摇晃，并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声响。危急时刻，傅斯年意识到当初鼓动众儒生合力推选胡适是个“大失策”。群儒之意并非真正要让胡适回来做这个“闲曹”院长，而是“愿先生留在美任”，继续行使中国驻美大使的职责。“而其选举乃纯是为的‘学院主义’、‘民主主义’，（如今）闹到此地步，真是哭不得笑不得耳！”24——这是傅斯年见情势危急，怕胡适因此事件翻船之后，自己成了三国时盗书的蒋干，两边无功，反而有过，受恩师的埋怨而专门向胡做出的特别书信解释。人谓傅斯年在政治生活中只是一门不会拐弯的直筒子“大炮”，谬也！从此次事件中可看出他的聪明之处。
已回过味儿来的傅斯年不只是向胡适写信为自己解脱，同时以一个战略家的姿态积极组织人力进行绝地反击，以阻止孔祥熙等人的强势进攻。他开始联系王世杰等人“加入运动先生留在美任之友人中，曾为此事数访（张）岳军，并请万不得已时，先设法发表一代理人，最好是翁，以便大使改任一事停顿着……”。25
箭在弦上。
7月22日，胡适致函王世杰，对外间盛传其将被免职一事表示不快，且有请辞试探之意。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发愤写航空信给王雪艇，说我若不做大使，决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26王世杰接函后，先后找到傅斯年、陈布雷、张群、翁文灏等商议对策，又将信送呈蒋介石，并趁机进言不让胡适回国。蒋介石面对各门各派明争暗斗的激烈角逐，迟迟未做表态，经过再三权衡，终于做出决定：胡适继续任大使不变，外交部公开否认外电所传胡适辞职谣言。
7月27日，王世杰致电胡适：“外传调兄返国，均由中央研究院问题引起，政府觉美使职务重于中研院，迄无调兄返国决定。”27至此，胡适与傅斯年、陈寅恪等当初力挺胡氏的一干人马，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既然胡适不能返国，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人选就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因有了顾孟余事件的阴影，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蒋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而圈朱，不过在圈定之后又加了个“代”字，朱氏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骅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长候补人之一，结果阴错阳差地以暂代之名来充当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颇为不快，又无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经过他一番明察暗访，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顾孟余事件给介公留下了恶劣印象外，与王世杰背后捣鬼大有关系。王不想让胡适此时离任回国，但又觉得胡适因此失去中研院院长牺牲太大，既然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让朱轻而易举地占了便宜，于是欲留院长之位以待胡适，并以此说动介公，抛弃最具竞争力的翁文灏，让资历较浅的朱家骅暂代。蒋介石心想，既然翁被抛弃，单举朱家骅来做院长也有些不便，于是顺水推舟，在朱的院长前轻轻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蒋氏此举煞是费了一番苦心。
事已至此，朱家骅虽心中不快，但回天无术，只好屈就。不过随着国内外政治风云的变幻和时间的推移，王世杰的设想也成为泡影。胡适从朱家骅手中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长，已是17年之后台湾孤岛上的事了。
朱家骅以险胜暂时坐上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傅斯年暗中长嘘了一口气。尽管傅在选举院长问题上明显偏重于胡，但对朱也没有暗中下绊儿或在背后鼓噪捣乱，总体上亦属拥护之类。鉴于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和办事才干，朱家骅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干事一职，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怜的任鸿隽不但竞选院长未果，连总干事的帽子也丢掉了，只好仰天长叹，徒叹奈何！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闲曹”手下总干事的帽子，鉴于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在中山大学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朋友，欣然地答应下来”28。不过傅斯年还是有言在先，认为自己既然已担任了史语所所长，不能再兼职，只是以暂时代理的身份出任总干事一职。在正式上任之前，傅斯年要先回昆明处理史语所的事务，然后回重庆就任。而这个时候，昆明的局势则又进一步恶化了。
◎扬子江头流亡客
自1940年7月起，为彻底切断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人利用欧洲战场上德国人胜利的有利时机，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使得飞机对滇缅公路和终点站——昆明的轰炸更加频繁起来。到了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的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扩大到昆明郊区，日军开始组织精锐部队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住在昆明郊外龙泉镇的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人员，每天都在警报的鸣响中惶恐度日，其悲苦愤懑之情无以言表。
这样的生活显然难以继续支撑下去，根据重庆国民政府的指示，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全部向大后方转移，并指出最合适的地方是三峡以西的四川辖境。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或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是一个可进可守的天然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战场。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都逃亡四川避难，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带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又重新站了起来。鉴于这样的天然条件，驻昆的机关、工厂及各教育单位与学术机构，纷纷派人入川考察，以尽快撤离昆明这座战火熊熊的城市。
长江边上的李庄古镇一角（王荣全摄）
当年10月，赴四川考察的西南联大人员已在泸州南部的叙永找到了落脚点，准备先在此地建一分校，以待将来形势演变再做全部搬迁的抉择。而史语所派出的副研究员芮逸夫，与同济大学的王葆仁、周召南一起，也在宜宾下游李庄找到了一个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回到昆明后，芮逸夫将赴川考察、洽谈情况向傅斯年做了详细汇报，傅闻知，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李方桂等人交换了意见。最后决定，在没有更好的地方和去处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此处暂时落脚。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所，连同相关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学术机构，与同济大学一道，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迁徙，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镇。
芮逸夫等人找到的李庄，是位于宜宾市下游19公里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的一个不大的古镇。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此处曾是川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建郡后，历代朝廷曾在此戍兵防边，屏障戎州东南。随着人口猛增和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的来临，李庄出现了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经济繁荣期，与之相配套的会馆、佛寺、道观开始复修兴建，仅乾隆年间就先后修建了文武宫、桓侯宫、南华宫、文昌宫等四座宫殿，以及佛光寺、万寿寺、玄坛庙、永寿寺、关圣殿、伏虎寺、常君阁、天宫庙等8座规模庞大的庙宇楼阁。后陆续修建禹王宫（初称湖广会馆）、东岳庙、观音堂等建筑群，至咸丰朝末年，李庄镇内外已形成了9座宫殿18座庙宇——号称九宫十八庙、二座教堂的辉煌建筑格局，其势力之大，气派之兴，威震川南，远播巴蜀，为一时所重。
除散落镇内外的宫殿庙宇，在李庄镇上游约五公里的长江边上，有一座状如犀牛的小山，山上有一株数百年的板栗树，故名板栗坳，又称栗峰山庄。自乾隆年间始，板栗坳一支张姓家族，在此处打造宅院，历经数辈人的辛勤积累，前后耗白银两万多两，用工不计其数，最终形成了由七处院落组成又相互联系贯通的栗峰山庄。其雄伟的建筑，宏大的气派，加上张氏族群辉煌的基业，栗峰山庄如同一个百足俱全的独立王国，傲然耸立在川南的栗峰山上，俯视大江南北。
正是由于镇区内外有了九宫十八庙和板栗坳这样庞大规模的山庄可以租用，这才使同济大学和中研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共一万余人，全部搬来成为可能。在李庄乡绅与国民党李庄镇党部书记罗南陔等人的积极赞成支持后，一场对中国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行动悄然开始了。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的指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研院在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也是中研院从事人文科研机构的全部力量，于1940年秋冬时节，分期分批迁往李庄。与此同时，同济大学也开始做全校大迁徙的准备，西南联大也在四川叙永找到了地点，准备将当年招收的新生迁往该地上课。
此时的傅斯年已先行回到重庆，赵元任赴美讲学，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各有一摊子业务须亲自料理，中研院史语所的搬迁事宜由语言学组的研究员李方桂主持办理，石璋如作为总提调予以协助。在中研院最为鼎盛时期的十几个研究所中，史语所的物资之多是最著名的，甲骨、青铜器、陶器等出土器物，连同从各方陆续运来的共20多万册珍贵书籍，共有600余箱之巨。面对这份国宝级的庞大物资，李方桂从利国公司雇了20多辆汽车，每三辆为一组，分批行动。
当一切安排妥当，由三辆车组成的第一批车队于1940年10月初开始出发。
从昆明到李庄，须经滇黔公路入川，中途要翻越沟壑纵横、坡陡路险的乌蒙山脉，并须渡过著名的赤水等几十条水流湍急、险象环生的河流方能到达泸州。
当车队历尽艰险抵达泸州后，停在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卸货，由史语所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负责接货，通过当地的转运站转送到大吨位轮船，再沿长江水道运往宜宾，最后从宜宾再返运到李庄码头上岸。根据傅斯年的指示，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等人与长江航线赫赫有名的民生公司联系，负责具体的转送航运事宜。经过一番艰苦跋涉，至1941年1月13日，史语所的大队人马和携带物资安全运达李庄。傅斯年闻讯，由重庆乘船，沿长江一线匆匆赶往李庄，主持安置事宜。
当傅氏前往李庄之时，同济大学师生也陆续翻越乌蒙山脉，渡过赤水河，溯江而来。当时人口只有三千之众的李庄古镇，突然要安置上万之众的“下江人”，尽管当地士绅和民众早有心理准备，但当一队队人群扛着箱子，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潮水一样涌来时，还是感到震惊。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之际，李庄士绅和民众敞开了博大胸怀，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来者不拒，尽数接纳。同济大学凭着自己最早与李庄接洽所具有的开山鼻祖地位，在租赁房产问题上自然博得了头彩，凡李庄镇内最适合外来人员办公、学习场所，如九宫十八庙及“湖广填四川”的各种会馆、祠堂等，均为其所占。同济师生在这座千年古镇找到了一片绿荫与栖息之地。
李庄禹王宫，抗战时期为同济大学校本部（作者摄）
李庄东岳庙，抗战时期为同济大学工学院（作者摄）
与同济大学相比，中研院来李庄的两个研究所和跟随而来的以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人为骨干的中国营造学社，则相对逊色了许多，好在史语所抢先一步，占据了离镇四公里张氏家族最庞大的居住地——板栗坳（栗峰山庄）。
当史语所迁李庄时，因西南联大几乎没有图书可借阅，而史语所藏书丰厚，于是，同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等人的情况一样，北大文科研究所多数研究生不得不随史语所迁往李庄，以便查阅图书资料完成学业。据当时的档案显示，研究生中的马学良、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杨志玖、阎文儒、张政烺等都随史语所而来。作为助教的邓广铭和他在北大的同班同学、进所不久的助理研究员、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等，也相继迁来李庄。既然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代理所长，在李庄为学生们适当安置一个读书的环境当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况且，傅斯年办这个研究所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毕业生招到史语所留用，北大文科研究所实际上成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一个预备培训班。研究生们到达李庄后，全部被安排在板栗坳与史语所同人一起居住、生活，平时则各人在图书馆看书学习，着手撰写论文。为了显示这股力量的存在，傅斯年还专门让研究生在居住的门口挂起了一块“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彰显于世。若干年之后，当地政府在统计李庄外来学术机构时，北大文科研究所也理所当然地被列入其中了。
比史语所稍晚些时候到达李庄的，是以陶孟和为所长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因陶氏此前并未派人前往李庄探路，当所中人员仓促到来时，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办公居住地点。经过近半年的折腾，直到1941年5月中旬，总算在距李庄镇五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地。尽管两处相隔四五里路程，生活、研究等极其不便，且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分离，整日牛喊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地入了牛马圈，但毕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在陶孟和的亲自指挥下，社科所人员分批迁入居住地和办公处。
至此，李庄的外来人员达到了1.1万之众，这些“下江人”在抗战烽火中，随着他们就读和服务的学校与学术机构，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各自揭开了生命的另一篇章。
傅斯年因兼任中研院代理总干事，不便在李庄久留，待把板栗坳的房子分配之后，便急如星火地赶回重庆中研院总办事处，协助上任不久的代理院长朱家骅处理各种烦琐事务，史语所的日常工作由清华出身、后留学美国的李方桂代为主持。
1937年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前，李方桂与赵元任先后赴美国耶鲁大学和夏威夷大学讲学。1939年，李氏回国，此时史语所已迁往昆明，赵元任在昆明小住，不久即再度赴美到耶鲁大学接替了李方桂留下的空缺职位。归国途中的李方桂则从香港、越南一路辗转来到昆明龙头村史语所大本营，重新进入语言组行列。因中研院史语所语言组主任一职出缺，见李方桂归队，傅斯年萌生了让其代理赵氏职务的打算。后来随着搬迁开始，傅斯年要到重庆，而所里其他人员又不太愿意管事，傅想一并请李方桂代理史语所所长，因事出仓促，想不到竟碰了一鼻子灰。
因当年父亲入仕为官和中年隐退的经历，给李方桂这位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杰出学者（南按：后来李在美国常自称与官至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大叔是邻居）幼小心灵里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自入清华学校之后，李方桂就对参政为官之人产生了厌恶之感，并立志以学术研究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当他自美返国后，在抗战前八年的中研院研究生活中，对傅斯年平时显现的霸气与牛气的劲头越来越看不顺眼，更对其整天晃动着笨重的身子，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为国民政府出谋划策、指手画脚的举动感到不快，甚至从内心深处产生了憎恶之情。如今见傅氏找上门来让自己出任一组之长（主任）的小官，加封了一顶所长的官帽还是暂代（戴），久积于心中的块垒经此触动，如同一根细小的引线点燃了火药，枪管中的弹丸受到火力的助推，“唰”的一声穿膛而出，朝着傅斯年发射而来。
李方桂冷冷地说道：“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闻听此言，顿时面红耳赤，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待回过神来，额头上已是汗珠点点，他掏出手巾一边擦汗一边眨巴着眼睛看了看李方桂，然后颇为知趣地躬身作了一个长揖，退出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李方桂与夫人徐樱在清华园
傅斯年懵懵懂懂地挨了一记闷棍狼狈地溜走后，李方桂静心一想，觉得自己刚才的言语有些过火，遂有几分悔意。在以后的日子，李氏自动低调处理与傅斯年的关系，当傅离昆赴重庆后，李方桂便默许了代理所长的职务并负起责任来了。当史语所迁往李庄板栗坳，傅斯年分配完房子回重庆后，史语所的工作仍由李方桂以代理所长的身份出面主持。
此时，被架到代理所长椅子上的李方桂，与傅斯年的个人关系，仍然只是“表面的朋友”而已，二人很难倾心相交。正如多少年后李方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莱伍德市他的别墅中，对自己的口述记录者所言：“除了普通的学术上联系外，我们很少有共同的话题，因为我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当然作为朋友，又另当别论……当然啦，首先他是研究所所长，位置高高在上，再者……”29
也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向以处事谨慎、不善张扬著称的李方桂，没有向他的记录者透露这个“再者”之后的省略号中隐含着什么具体内容，甚至对他的夫人、民国段祺瑞执政时代名将徐树铮之女徐樱都讳莫如深。而这位李夫人也曾带着不解对外界披露道：“傅斯年从未成为他（李方桂）的知心朋友，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对此，李方桂的解释是：“傅斯年人挺好。在政治方面他颇是个人物。他是研究所所长，他一度曾是叫什么参政员之类的政界人物……因此他太忙，而我这个人又对政界没兴趣，自然我就同他无话可谈喽。”30仍然是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肯竹筒倒豆子。但从李氏晚年的言谈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对傅斯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是颇有些轻视鄙薄意味的。
李庄板栗坳牌坊头墙一角
自昆明时代起当了代理所长的李方桂，对参政与当官真的没有多大兴趣，当史语所的工作在李庄板栗坳重新鸣锣开张后，李氏对各种行政事务依然比较淡漠，正如当年的亲历者、史语所研究员石璋如所言：“李方桂先生从昆明搬家起就开始管事，可是他不愿意出名，要跟他商量事情，就是他叫你做什么，他不动就是了。”面对这种状况，董作宾就忍不住对同人说起了笑话：“朱家骅先生是代理院长，傅斯年先生是代理总干事，李方桂先生是代理所长，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三代以下的人民啊！”31
不久之后，李方桂辞职离开李庄，到以美钞做后盾的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甘做美金照耀中的“二流人才”，史语所所长乃由董作宾代理。而这时的董氏再也不提什么“三代以下的人民”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