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苹，总是脚踩两只船：在生活上，既跟唐纳同居，又跟小俞来往；在创作上，既争斗于银幕，又纠纷于舞台；在政治上，既混迹于左翼，又来往于……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作为左翼电影演员，蓝苹曾参加鲁迅葬礼，并发表了《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35]：
一个挨着一个，静默地向前移动着。
当我挨到了棺材前的时候，突然一种遏制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深心里喊出：
“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那么一下！”我张大了眼睛期待着。但是他没有理睬我，仍旧那么安静的睡在那儿，像是在轻轻的告诉我：“孩子，别吵了，让我安静一下，我太疲倦了！”于是我带着两汪泪水，一颗悲痛的心，悄悄地离开他，攒进了那个广大的行列。
这种难以言喻的哀痛，在不久以前曾经苦恼过我一次：在看复仇艳遇的新闻片里，我看到另外一位斗争到死的伟人──高尔基。我看到高尔基生长的地方，又看到他老年来那种刻苦的精神，最后那个占领全银幕的，紧闭着眼睛的头，使我像今天一样的噙着眼泪恳求着：“高尔基！再睁一下眼睛吧，那怕只睁一下！”但是……
我像一个小孩似的，在戏院里哭了。
由于千万个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链一般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最后一滴血！
太阳像是不能忍受这个哀痛似的，把脸扭转在西山的背后。当人们低沉的哀歌着“请安息”的当儿，那个傻而执拗的念头又在捉弄我：
“复活了吧，鲁迅！我们，全中国的大众需要你呀！”
没有一点儿应声，只听见那刚劲而悲愤的疾风在奏着前夜之光。
黑暗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似的，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
但在每个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应当说，22岁的蓝苹，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表明她确实是左翼电影阵营中的一员。
当然，在“文革”中，说30年代的蓝苹是“跟鲁迅站在一起，并肩战斗”，这又未免言过其实了。
后来江青在与美国记者维特克的谈话中，这么吹嘘道：
鲁迅在《申报》“自由谈”里称赞我，我没有见过他。他是看了我的戏。我演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其实我不想当明星，一举成名，电影老板都来找我订合同。但“四条汉子”，就是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搞分裂，想搞死我。你知道，中国有个女明星叫阮玲玉被迫自杀了。他们想逼我当阮玲玉第二。
“四条汉子”提出国防文学，是典型的汉奸文学。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就是两个口号之争。于是他们围剿鲁迅，我也是当事人，被围剿……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最主要的是领导文艺运动。那时鲁迅是革命文艺旗手，是对我很赏识的，不仅对我的戏，对我的文章，对我这个人。鲁迅说我是个真正的革命女性……
哎，真惨啦，在那个时代，鲁迅贫困交加，生了肺病，国民党迫害他，“四条汉子”围攻他。
1936年鲁迅病逝了，我们组织上万人的大游行，也就是送葬行列。我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一排人手挽手，昂着头，你想想，那有多么神气。我一点都不害怕国民党特务……
她明里是左翼演员，然而，暗里又与右翼文人眉来眼去。
1982年，香港的《百姓》半月刊，连载了数万言的长文《上海岁月话江青》。此文作者，乃崔万秋。
上海的老报人都熟知此人—他是当年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然而，这只是他为人们所知的公开身份。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档案中查获，崔万秋为军统上海特区直属联络员。
历史的安排，竟是那样的奇妙：在“文革”中，江青和张春桥同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同任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20世纪30年代，同在上海，同时跟崔万秋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当蓝苹在1935年春天来上海演《娜拉》的时候，比她小三岁的张春桥，在这年5月，从济南来到了上海。
1936年1月1日，蓝苹在崔万秋主持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表了《随笔之类》一文，谈论演员与天才的关系：
随笔之类
在我童年的时候，每当听人家说到“天才”二字，不知怎的，就会莫名其妙的竦然起敬！不过，在那个小小的，简单的头脑里，却又时常起伏着以下的疑问：天才？天才是甚么呀？难道是天给的才？那么，天又是谁给的才呢？
最近和朋友们重又谈到了“天才”问题，争辩所得的结论是：──认为“天才”是不存在的，只是在人的本质上分着高低而已，光靠先天的赋与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的！
很明显的例子：何如让一个生活在洋楼，出坐汽车，对于下级生活一点儿也不熟悉的小姐去扮演一个女工，试问能够成功吗？但是我并不是说小姐不能扮演女工，这只是说决定她的成功或失败的，是她的生活经验和她对于社会的理解，而不是所谓的天才！
■ 蓝苹及她写的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
因此，一个人如果专靠着美貌，或是一点儿聪明去做一个演员，那是危险的！
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一个成功的演员，他不但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社会深刻的认识，而且他还需要许多工具—各种艺术理论、文学、科学等书籍，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更加深刻的去解剖并认识他周围的现象！
同时，一个演员，更应该尽量的使自己成为一个多方面的演员，决不要把自己封锁在一个狭窄的圈圈里！因为一个演员要是只能扮演那种比较适合自己的角色，那就谈不到演技，那只是一种自我的表现而已！
就在蓝苹文章发表后的两个多月，3月15日，张春桥便化名“狄克”，在“火炬”副刊发表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蓝苹也成了崔万秋的联络对象。由他主持笔政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过蓝苹的文章、照片，也发过吹嘘蓝苹的影评、剧评，称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大陆批判江青、张春桥，提到了《大晚报》“火炬”副刊，也提到了崔万秋。
崔万秋的反应如何呢？
“崔万秋对上述两项攻击，当时一笑置之，未予理睬。”
不过，他后来毕竟还是“理睬”了。他先是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写了《上海岁月话江青》，然后又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写了《江青前传》一书。
《江青前传》的内容提要中，便写及崔万秋和当年的蓝苹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
与这个时期的江青有过交往，并且是关系密切的人，环顾海外，可说寥寥无几，而唐纳与崔万秋可说是最为人所知的。
唐纳是江青的前夫，而本书的作者崔万秋，则与她有一段颇为“相知”之交。
崔万秋，三十年代在上海《大晚报》任职，其时江青沉浮于艺海之间，演戏的往往希冀拉拢到文化人的捧场，他俩就这样认识而交往了。
江青在上海这一段生活，其烟视媚行、颠倒众生、艳名四播的浪行，以及要“露峥嵘”、强出头的个性，当时近在咫尺的本书作者，无不看得清清楚楚，听个明明白白，再加上与她有过数次称得上“推心置腹”的交谈，种种印象，虽然相隔了半个世纪，但作者仍能以惊人的记忆力，挥洒自如的笔触，细细向读者道来……
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回忆，他在《娜拉》排练场结识蓝苹之后，便以为“蓝苹，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中心的女性”。
他记得，蓝苹演完《娜拉》之后，曾经打过电话给他，“谢谢《大晚报》为她捧场，并表示想来看我，叙叙乡情”。
于是，崔万秋约蓝苹到霞飞路白俄经营的DDS咖啡馆聚会。
那天，他们“从琅琊台的名胜，谈到诸城的人物”，从“开通山东的风气”的王乐平，谈到王尽美、邓恩铭（均为中共一大代表）。
崔万秋说，他和王尽美、邓恩铭都曾是山东励新学会的会员，而且，“邓恩铭还是我一中的同学”。崔万秋注意到，“蓝苹听得非常热心”，虽然，他当时“知道她是左倾分子”，但是，“不知道她在青岛已经加入共产党”。
接着，崔万秋又陪蓝苹去上海锦江饭店会晤阿英。他们一边吃，一边喝。蓝苹“既不拘束，也不粗野，不像是初出茅庐”。
他们谈论起京戏。蓝苹说：“程砚秋是革新派，梅兰芳是守旧派。”
他们谈论起女明星。在胡蝶和阮玲玉两人之中，蓝苹毫不含糊地说喜欢阮玲玉，“有人批评胡蝶为石膏像，木美人。”
他们谈论起美国电影。蓝苹说“她很喜欢看葛莱泰·嘉宝演的电影”。
……
崔万秋所回忆的和蓝苹的谈话，大体上是两个话题，即故乡山东和戏剧电影。至于更深层次的谈话内容，《江青前传》中并没有写及。他自称和蓝苹“虽然是同一年（1933年）到上海，而且是山东同乡，但一直到1935年初夏才由洪深介绍见面。相识之后，同在十里洋场的文化界兜圈子，但除了文化界集会时偶尔见面外，私人往来很少”。这与该书封底所印“内容提要”上的介绍，似乎大相径庭。
耐人寻味的是，蓝苹和狄克，同时往来于崔万秋家中，是历史的巧合耶，还是历史的必然？
月亮，总是把光明的一面朝着地球，而把阴暗的背面隐藏着。许多历史之谜，就隐藏在那阴暗的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