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苹始终是个不安定、不安分的女人。
突然，从影剧圈里又传出新闻：蓝苹跟唐纳携手返沪后，同居了几个月，又吵吵闹闹，终于又分居了！
蓝苹赶走了唐纳，她仍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而唐纳被迫在兆丰公园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
蓝苹后来在她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这么说及[36]：“我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中。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可是一见人，尤其是朋友，我就只是傻傻的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说出心里的郁闷，我漠视了一切友谊。”
关于分居，她这么说：“在分居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最亲近的朋友—连唐纳的也在内—商量过，他们都以为要是一刀两断，怕他吃不住，又自杀，只好采取缓慢的手段。就是给他一个希望，要他努力工作，写作，读书，以后还有相爱的机会。另方面呢？在这种并不重的打击下和友谊的鼓励下，他一定会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实，那么这类的打击是不会使人自杀的……”
虽说已经分居，但是，蓝苹和唐纳仍不断地吵架。
他们不断地到怡安坊去找史枚，要史枚“仲裁”。
夏其言记得：当蓝苹跟唐纳在史枚面前吵闹时，甚至动手打架—在夏其言家中大打出手！
夏其言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他跟史枚还在睡觉，突然，蓝苹披头散发，前来敲门。蓝苹刚进来，唐纳也来了，又是一场大吵大闹。
夏其言还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家里，当着史枚和他的面，蓝苹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
蓝苹也并不讳言她跟唐纳之间的打闹。她在那《一封公开信》中写道[37]：
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的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
我默默地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在我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我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方面是看重自己！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声的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是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唐纳万一再来找麻烦，以及他的朋友们要对我施以“不利的打击”，不外是我们那次仪式在作怪。因为在这个社会，这个仪式—虽然没有婚书—被普通人视为一种良好的两性的约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利用来攻击别人，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起先我之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轰传一时，同时我不忍让唐纳受到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踩吗？不！蓝苹是个人，永远不退缩……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蓝苹的公开信，活脱脱地勾勒出她的鲜明形象。
值得提到的是，在“文革”中的1968年，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成员们（除江青之外），联名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了一封信，说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并说“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