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21日下午，毛泽东离开了米脂县杨家沟。江青随行。3月23日东渡黄河。
3月25日，毛泽东乘汽车来到了山西兴县城西15里的蔡家崖村，那里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司令员贺龙热情欢迎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住在蔡家崖一座大院里。这时，毛泽东的卧室里，放着一张单人沙发—在那样的小村子里，沙发是稀罕之物。据云，是从国民党军队里缴获的。
4月1日，毛泽东在蔡家崖对干部们讲话，这便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4月2日，毛泽东在蔡家崖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即席作了讲话。据当年《晋绥日报》编辑纪希晨告诉笔者，他当时正好坐在毛泽东左边，作了详细的记录。如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就是根据纪希晨的记录整理而成的。
4月10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山西进入河北西部的阜平县，住在城南庄。江青和他住在一起。在那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会议，开了十天左右。就在会议不久，发生了一桩重大的意外事件，差一点使毛泽东遭到谋害，江青也受了一场惊吓。
由于这一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的缘故，所以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毛泽东卫士阎长林在《毛泽东生活散记》[113]一文中，李银桥在《卫士长谈毛泽东》中，都谈及此事。当然，由于事隔多年，彼此的回忆有些出入。综合起来，大致如下：
夜里，毛泽东起草通知，通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清晨，毛泽东工作毕，卫士李银桥给他服了安眠药，照料他就寝。这时，江青正起床，她住在毛泽东隔壁房间。聂荣臻也起床了，散步回来，遇上江青。聂荣臻住在后面的一排房子里。毛泽东刚刚入睡，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响起了防空警报声。这里离北平不大远，跟延安不同。在陕甘宁边区，敌机一入境，马上用电话通知延安，那里老早就拉空袭警报。而这里只能在看见敌机时才拉警报，听见警报声时敌机已光临了。
卫士李银桥和警卫排长商量着“该不该叫醒老头”。他们背地里称毛泽东为“老头”。叫他吧，他刚睡下，说不定为了喊醒他而发脾气；不叫他吧，敌机突袭，情况紧急。
他俩犹豫不决，便向江青请示。正好，聂荣臻也派范秘书来。商量的结果是不叫醒毛泽东，而是做好一切防空准备，找了一副担架放在毛泽东门前。一旦情况紧急，马上把他从床上放在担架上，抬往防空洞。
空中出现三架敌机，兜了一个圈子，走了。
其实，这三架是侦察机。到了8时多，警报又响了，来的是轰炸机。
卫士们也摸透敌机的脾气，知道这一回来者不善，也就叫醒了毛泽东。毛泽东倒很坦然，一边穿衣服，一边还要抽烟。
“快快快，走走走！”听见敌机轰鸣声越来越响，江青尖着嗓子喊叫。
毛泽东仍要吸烟。这时，阎长林、李银桥、石国瑞、孙振国四卫士不管三七二十一，架起毛泽东往外跑。
聂荣臻也赶来了，指挥大家去防空洞。
他们刚出门，脚下的大地便猛烈一震，三颗炸弹一齐落在毛泽东屋前。只是炸弹没有爆炸，尾部的陀螺在飞快地旋转着。
毛泽东回头，要看看那炸弹。卫士们簇拥着他朝防空洞迅跑。
这时，又是一批炸弹扔下来。这一回炸弹猛烈爆炸，把毛泽东住的院子炸得黑烟冲天。
如果毛泽东晚一步离开那里，那就有性命危险……
事后才查清，最初丢下的三颗炸弹，幸亏是哑弹—国民党兵工厂里的工人不满于国民党，往炸弹里装了沙子！
事后才查清，城南庄潜入了国民党特务，名叫孟宪德，当时担任军区后勤部所属的大丰烟厂副经理。在毛泽东来到城南庄之前，孟宪德已在那里。他最初想谋害聂荣臻，就收买了军区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把毒药交给了刘从文。只是未得机会，刘从文没有把毒药撒在小伙房军区首长们的菜里。
这时，孟宪德得知毛泽东住进城南庄，就把毛泽东住房的方位密报保定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迅速送往北平，敌机就前来轰炸毛泽东住房……
此案被破获后，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公审大会，宣布当场枪毙孟宪德、刘从文。
江青明知是国民党特务作案，事隔20年，在“文革”中却诬指聂荣臻谋害毛泽东，欲置聂荣臻于死地。
不过，所有有关人员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秘书，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笔者在1988年采访陈伯达时[114]，也说及敌机飞近时，他急忙朝毛泽东住房跑，遇上江青。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
江青答道：“在屋里，说服不了他！”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
陈伯达进屋，催毛泽东快走。这时，卫士们便架起毛泽东往外走。
尽管种种回忆录中都没有说到陈伯达也在场，但是陈伯达的回忆是可信的：
1971年9月13日夜，陈伯达被突然押送秦城监狱时，在监狱门口大呼“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狱警不知他做过什么“好事儿”，向上汇报，传进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记起阜平城南庄的一幕，陈伯达当年为了救他确实做过“好事儿”。毛泽东关照秦城监狱在生活上宽待陈伯达，因此陈伯达在那里生活上得到特别优待，吃得比家里还好。
由于在阜平县城南庄发生那意外事件，毛泽东随即迁往阜平县花山村居住。5月26日，毛泽东迁往平山县西柏坡。江青也随毛泽东来到那里。
在西柏坡，毛泽东紧握着刘少奇、朱德的手—他们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
到达西柏坡的第四天—5月29日，周末，西柏坡的打谷场上举行欢迎舞会。
入夜，在汽灯的照耀下，毛泽东跳得很开心，江青成了打谷场上最活跃的人物。几百个人围在打谷场四周看热闹。
这时，已是国共大决战的前夜。从7月开始，辽沈战役打响。紧接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铺天盖地。毛泽东坐镇西柏坡指挥这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西柏坡这原本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从此载入史册—因为它是继延安之后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1948年岁末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为新华社写下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开头，毛泽东便写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44]1989年9月12日、1989年9月17日、1993年4月3日、1995年10月9日，叶永烈在北京多次采访徐明清。
[45]1988年12月19日下午，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
[46]海伦·斯诺：《延安采访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47]尼姆·威尔斯：《谈〈西行漫记〉及其他》，《读书》1979年第5期。
[48]2001年11月20日，叶永烈采访王福时于美国旧金山伯克利。
[49]1988年12月19日下午，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
[50]有人说“江青”是毛泽东为她取的，这不符合史实。因为她1937年进入延安之初所写的自传，便署名“江青”（原稿现存在中央档案馆），当时毛泽东还不认识她。
[51]据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52]1989年9月12日、1989年9月17日、1993年4月3日、1995年10月9日，叶永烈在北京多次采访徐明清。
[53]1988年11月3日下午，叶永烈采访俞瑾于北京。
[5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页。
[55]也有许多文章说连演10天，是不确的。笔者据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实》44页所载，应为20天。
[56]1938年4月1日出版的丁玲和舒群主编的《战地》半月刊。
[57]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实》，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61—62页。
[58]新编京剧《松花江上》常常被说成是新编京剧《松花江》。经查证，应是《松花江上》。
[59]徐铸成：《萧桂英进宫》，1980年10月15日《大公报》。
[60]1992年5月21日，叶永烈采访翟林椿。
[61]向继东：《江青秘书阎长贵眼里的江青》，2009年8月13日《南方周末》。
[62]1991年7月8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朱仲丽。
[63]蒋泽民回忆、吕荣斌撰文：《在伟人身边的岁月──毛泽东保卫参谋、周恩来随从副官的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
[64]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5页。
[65]应为《狼山喋血记》，1936年11月由上海联华公司摄制。
[6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1页。
[67]2001年11月20日，叶永烈采访王福时于美国旧金山。
[68]海伦·斯诺：《延安采访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36页。
[69]据云汀、张素兰：《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207页。
[70]据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71]据云汀、张素兰：《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209页。
[72]据云汀、张素兰：《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210页。
[73]王行娟：《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3—34页。
[74]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75]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76]朱汉生：《吴莉莉后来的故事》，香港《开放》月刊2007年第1期。
[77]朱汉生：《吴莉莉后来的故事》，香港《开放》月刊2007年第1期。
[78]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112页。
[79]朱仲丽：《我知道的毛主席》，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80]江青喜欢骑马，这一爱好一直延续到“文革”中，她住在钓鱼台仍在空闲时骑马健身。
[81]余宗彦：《王世英，他没有看错江青》，《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82]王凡：《知情者说》之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83]伟斯、兆琼：《“神剑”与沉镣—扬帆传略》，《大江南北》1989年第4期。
[84]《扬帆自述》，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85]陈修良：《刘晓在上海》，《大江南北》1990年第1期。
[86]B 1988年10月30—31日，叶永烈采访严昭于北京。
[87]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88]老龙：《江青外传》，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4年版。
[89]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90]余宗彦：《王世英，他没有看错江青》，《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91]据李明三：《江青不是孤立的一个人》，《凤凰周刊》2011年第6期。杨尚昆的这一段话，引自李明三对阎长贵的访问。
[92]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93]本书作者于1993年4月2日对徐明清所作补充采访。
[94]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16页。
[95]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页。
[96]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291页。
[97]范明：《枣园初见毛主席》，《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98]据蒋泽民回忆、吕荣斌撰文：《在伟人身边的岁月—毛泽东保卫参谋、周恩来随从副官的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
[99]此处似应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不是三查、三整运动。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是从1947年冬开始的，而江青受到第三次审查是在她生了李讷后不久。
[100]此处指李大章，当时化名“老王”，任中共地下党青岛市委书记。李大章是当时批准江青入党的上级领导。《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明确指出：“1933年2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
[101]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6—137页。
[102]何廉：《今天一定要到达—周恩来乘飞机秦岭遇阻纪实》，《啄木鸟》1990年第2期。
[103]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129页。
[104]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105]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人物》1989年3期。
[106]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人物》1989年第3期。
[107]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书林》1988年第6期。关于江青到重庆治牙一事应是在重庆谈判期间。
[108]陈纪滢：《巴黎幸遇唐纳》，台湾《传纪文学》第45卷第6期。
[109]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110]萧思科：《知情者说》之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11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页。
[1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113]阎长林：《毛泽东生活散记》，《东方纪事》1987年第1、2期合刊。
[114]1988年12月19、2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