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东讨西，挑三剔四，张春桥对老舍、郭沫若等都不大入眼。那么，他自己在写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张春桥仿佛最偏爱诗。他的攻击的火力，常常集中于诗人，不光是郭沫若、臧克家、戴望舒，就连徐迟、杨骚、李金发，都在1934年挨过张春桥的棍子。
张春桥也写诗。且看张春桥的诗，是些什么样的货色？
1934年7月6日《新诗歌》第2卷第2期上，有一首张春桥的大作，题为《失业的人》，全诗如下；
“娘，娘，别哭啦，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 “那么以后怎么过： 一家几口喊着饿！” “我的年纪虽然小， 还混不够吃的： 就凭我这条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汉， 怎么都是饿回来？” “哭也哭不饱啊，还是 叫妹妹去拾麦，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补个名， 怎不撑上几个月？” “说得都比办得好， 你爹死后你怎者： 到这家来不收留， 到那家来嫌人稠， 张家小五也回来啦， 你再出去谁肯收？ 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金银， 家里不是还有枪？ 今天晚上就入伙： 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的饭！”
难道这才是诗？这才是张春桥所鼓吹的“大众的，社会的，有着力”的诗？
张春桥在1934年12月16日出版的《文学季刊》第1卷第4期上，还发表过一首《俺们的春天》。在这位“诗人”笔下的工人，竟是这样的形象：
先走的便是俺们，半睡的， 滑过了柏油路：像 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 大家刚扔下破席棚， 不住地打开记忆的窗， 上面记着孩子苍白的脸， 和又要鼓肚的妻。 也有昨夜的温存， 也有模糊的悲痛。 还有年青的伙计们： “猫还叫春呢，咱们 是活灵灵的人！” 接着就是一阵评论： 哪个女工漂亮， 哪个才结了婚。
他以为，写上了“俺们”、“咱们”，就算是“大众的”；他以为，写上了“杀的杀，砍的砍”，就算是“能鼓动斗争的热情”；他以为，写上了“猫还叫春呢”，就算是“工人的语言”……
这位“前进的作家”，什么都要写—只要能够用铅字印出来就行。
他写了“关于相声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相声》一文，发表在1934年8月2日《中华日报》，胡诌什么：“小市民层需要麻醉，大众得不到适宜的娱乐的现阶段，谁说相声不能够存在呢？”
他对“汉字拉丁化”，也要说上几句，写了《关于拉丁中文》一文，发表于1934年9月15日《中华日报》。明明声称自己“既不知道言语学底高深理论（浅的也知道得极微），又没有多量的时间来研究”，却要插一脚，写篇文章。
这时候的张春桥，也曾去学过戏剧。
那是戏剧教育家阎哲吾先生来到济南，担任山东民众教育馆推广部指导员，开办了戏剧训练班。
当时，张春桥进入这个训练班，开始学习戏剧。只是张春桥后来并没有从事戏剧艺术。
班上有一位同学叫陶金，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陶金在1947年和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主演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又与白杨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名震全国。
前些年，香港出版了陶令昌、金义著《陶金──舞台银幕五十秋》一书，内中引述阎哲吾先生的话：“我有两个学生，一个是陶金，一个是张春桥。”
这本书披露了张春桥曾师事阎哲吾学习戏剧，是陶金的同学，使读者颇感惊奇[118]。
1935年3月，当著名剧作家熊佛西来到济南，当地的话剧界在贡院墙根山东省立民教馆的图书馆里举行茶话会，表示欢迎。张春桥也去参加，拿出本子起劲地记，挥就一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于1935年3月24、31日，分两次发表于南京的《中央日报》戏剧副刊。
张春桥还在关于济南文艺界的报道中，不断提到他自己。
1934年7月26日的《中华日报》上，张春桥写的《济南文艺界简报》，这样谈及他自己“现在有人像孙任生、萧寄语、张春桥、黎曼、马蜂等想再集中出一月刊，以打破最近沉寂状况，或有希望。”
该报8月7日，又载了张春桥的《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其中表扬了他自己：“《国民日报》副刊‘燕语’，编者狄景襄、马蜂、张春桥，内容—比较说还算好点的，有时也提出些问题来讨论，为济南文艺界可注意刊物之一，其历史亦较久。”
那时候，张春桥的文章均署真名，所以倒还容易查找。
17岁的张春桥，四处钻营，已有着相当大的活动能量。难怪他日后成了中国文坛上一匹害群之马，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阴谋家—他早就是个祸根，诚如江青把上海电影界闹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过21岁；姚文元在上海成为批胡风的“英雄”，也只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