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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晨报》出了张春桥的丑

1935年5月,上海的四马路上,出现张春桥瘦削的身影。18岁的他,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的校对员,月薪30元。

当时的青年作家周楞伽,与张春桥相识。周楞伽这样记述对张春桥的印象:

张春桥是王梦野介绍我认识的,他俩感情似乎很好,常常同出同进,张春桥那时只有十八九岁,不像后来削骨瓜脸,戴眼镜,相反倒有点痴肥臃肿,他的名声不好,代上海杂志公司标点“国学珍本丛书”,自己看不懂,点了破句,反说原书有误,被辞退出来,文艺界传为笑谈,因此我有点轻视他。张春桥性格比较阴沉,不大说话,但一旦开口,言辞十分激烈。[119]

周楞伽原名周剑箫,1911年生于江苏宜兴,比张春桥年长六岁。他当时出版了长篇小说《炼狱》,并主编《文学青年》杂志。解放后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担任编辑,1972年退休。

上海的四马路(今福州路),是书店、出版社汇集之地,人称“文化街”。1924年,11岁的姚蓬子从浙江诸暨来到四马路,成为老板张静庐的光华书局里的一名编辑,从此走上上海文坛。11年后—1935年5月,18岁的张春桥从山东济南来到上海四马路325号“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充当一名校对员。真巧,这家公司的老板竟然也是张静庐!

张静庐是一位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出版商。1924年,他第一回办出版社,创立光华书局,招来了姚蓬子。出版界也是个风大浪高的所在。他时沉时浮,在荆棘丛中前进,几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到了1935年,书的销路不畅,他办起了上海杂志公司,既发行上海各种杂志,也自己印些刊物和书。他租下了四马路上的“红屋”—325号原世界书局发行所旧址,挂起上海杂志公司招牌,招来了张春桥。不久,他从校对员成为助理编辑。

1935年的上海出版界,一片不景气。销路尚可的只有三种:第一是教科书。学生要上学,上学要买教科书。教科书总是有销路的。第二是把古书加以标点,翻印,叫作“标点书”。这类“标点书”销路也不错。第三便是杂志。

张静庐也印起“标点书”来了。从1935年9月起,他聘请阿英、施蛰存[120]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每周出版一种的速度,开始印行。

阿英在1936年1月10日出版的《书报展望》第1卷第3期上,写了《杂谈翻印古书》一文,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1935年过去了。若果有人问:“这一年出版界主要的现象是什么?”那将谁也会回答,是“翻印古书”。把那些价值高昂,以及不经见的旧书重行排印,使穷困的学人能以少数的经济,获得许多在研究上必要的书,未始不是一件有利的事。但是此种事实,成为出版界的主要现象时,则无论如何解释,总是一种反常的行为……

18岁的张春桥,不知天高地厚,不问问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居然也去标点古书,想拿点“标点费”。

1935年11月18日,上海《小晨报》发表了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可以说是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张春桥的不学无术。这是一篇迄今鲜为人知的文章,现全文转录于下,以飨读者,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年张春桥在上海滩上胡混的卑劣形象:

是年也:旧书走运,“珍本”出头。

可恨“珍本”之类的东西,古文人忒煞作怪,不标不点,未免要使今人多费一番手脚。在这里,施蛰存,阿英,以至章衣萍等等人便做到了一笔好生意。

至于这篇文章的标题上的那位姓张的,也许诸君还不认识。事实上,他也的确不能算做什么“作家”;不过,因为他曾经在《太白》之类的杂志上发表过散文,而又做过一任上海杂志公司的助理编辑,与所谓“作家”们略有交往,便也自命为作家,而且还自视为“前进的作家”了。—在文坛之边上,这种“自得其乐”的人是很多的,对于张春桥,自亦不足怪了。

但,笑话来了!不知怎么一来,这位自命“前进的作家”的张春桥也居然标点起旧书来,在上海杂志公司的珍本丛书项下也当了一名标点员:他所担任的工作,是一部《柳亭诗话》和五本《金瓶梅词话》。

于是,张先生用他在《太白》上写速写的方法“速标”起《柳亭诗话》来。可是,说也笑话,他对于中国的诗实在懂得太少了。他只知道诗有五言七言,而不知道还有四言以至长短句。而且,对于诗话的摘选诗句,有时不一定尽录全章而常常仅提一联或一句,他也不懂。于是,他当然有点感觉到困难。幸而,张先生毕竟是聪明的。他相信为诗总是诗,非五言一定七言,非以四句为一绝即一定以八句为一律。假如违犯这个规条,那就决不是我张春桥自己不懂而一定是《柳亭诗话》的古本印错了。根据这个定例,他就把《柳亭诗话》里的四言诗硬派作五言或七言来标点;而把诗话里所同时列举的不同的诗篇里的诗句也硬用了引号(“”)而硬派作一首诗。—在这样的方法之下,《柳亭诗话》总算标点成功了。

可是,问题是有的。当他有一次碰到了一首长短句的古风诗而发现用五言也读不通,用七言也点不够的时候,他就断定了《柳亭诗话》的原本是大错误了。于是,他就在原书上批了一个大大的“疑问符号”而附了一封信给张静庐老板说:“原书有误,请注意。”当下,给主编的施蛰存看见,才发现了张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标点的原书(拿)来看,又觉察满篇都给张先生点了“破句”而简直无一是处了。于是,施先生笑而张老板怒。三十大洋马上送去,对他说,“你标点得实在太不成语,这三十元聊以酬过目之劳;以后则不敢请教了。”在这情形之下,张春桥饭碗既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词话》的标点生意也就被夺。

自然,张先生会光火起来的。他决不怪自己的错误,而以一种“前进的”姿态向张静庐老板和施蛰存先生开起火来,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上海杂志公司,大意是说,“标点古书,实系市侩行为,欺骗读者,贻害大众,尤非浅鲜,且该项珍本乃由施某编辑,更令人不齿,早知如此,我亦不愿加入矣……”云云。

张老板一看此信,不禁哈哈大笑,却幽默地说道:“原来标点得不错,那么‘欺骗读者’和‘贻害大众’之罪或者还可以减少一些。如果像张春桥那样的乱标乱点,那才十足的‘欺骗读者’‘贻害大众’了呢!”

可是,张静庐的损失毕竟也不少,重新叫人标点过,已经煞费力量了,(因为事先不察,已经付排部分)而等到《柳亭诗话》印出的时候,张老板又发现张春桥的乱标误点的遗迹还有不少未能全勘正,因此害他吃了《国闻周报》一刀;而且对于读者,毕竟也非常抱憾呢。(听说,现在这部《柳亭诗话》下集已由施蛰存重校付印,以免再蹈覆辙也。)

这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把“前进的作家”张春桥的浅薄、倨傲以及阿Q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如果要追溯“炮打张春桥”的历史的话,这恐怕要算是第一炮了!只是18岁的张春桥一无权二无势,不然,他必定会置炮手“岂以”于死地而后快。

张春桥标点的古书,如同张静庐所言:“变成城楼上打鼓,不通,不通,又不通!”为此,《国闻周报》曾发表文章,批评上海杂志公司乱标古书。“岂以”这才在《小晨报》上发表文章,拆穿内幕:责任不在张静庐、施蛰存、阿英身上,乃是张春桥在“歪批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