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克之谜，本来唯有张春桥知，崔万秋知。崔万秋自然守口如瓶，不会泄露天机。万万料想不到，道出狄克底细的，竟是张春桥自己！
1936年3月15日，狄克在《大晚报》上向鲁迅放了一炮之后，鲁迅当即“拜读”了狄克的“大作”。鲁迅横眉冷对狄克，于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鲁迅把文章交给了设在新钟书店里的《夜莺》月刊编辑部。《夜莺》编辑当即把鲁迅的这一讨狄檄文，排入5月出版的第1卷第3期上。
《夜莺》月刊是委托上海杂志公司发行的。按照上海杂志公司的规定，委托发行的杂志在印出样本（清样）之后，应该马上送一份给该公司，以便老板了解内容，预估销路。
老板看毕，让人把样本送还《夜莺》编辑部。
送样本者何人？张春桥也。
《夜莺》编辑翻了一下送回去的样本，忽然发现印着鲁迅的《三月的租界》那一页已被撕去。
“谁撕的？”编辑问。
“我！”张春桥狠三狠四地答道。
“你为什么要撕掉鲁迅的文章？”
“我要留下来仔细看看。”
“为什么要仔细看看？”
“鲁迅在骂我！”从张春桥嘴里，终于蹦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
“这么说，你就是狄克？”编辑用惊讶的目光，注视着面前这个瘦骨伶仃、戴着圆形近视眼镜、山东口音的青年。
张春桥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在激动的时候说走了嘴，泄露了天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只好解嘲道：“是，又怎么样呢？”
一扭头，他气呼呼地格登格登走了。
于是，《夜莺》编辑部知道了狄克之谜。
于是，鲁迅知道了狄克是谁。
于是，魏金枝、于黑丁也知道了狄克的秘密。
以上魏金枝先生的回忆，是关于狄克的秘密的一种说法。
周楞伽先生的回忆，则又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当时的情况。尽管周楞伽的回忆，在有的细节上与魏金枝先生的回忆不尽相同，但是周楞伽所说，周昭俭曾向鲁迅反映过张春桥的言行，使鲁迅对这一“文坛小卒”有所了解，这一点却是十分重要的。
有一天，我去四马路文化街，顺道进同安里看一下，见这新钟书局只租了一间前楼，完全是个皮包书店，可是却意外地在里面遇见了张春桥，原来他和庄启东很熟。听说新钟书局要出《二十六史》，来钻庄启东的门路，要求交一部分给他圈点断句，捞一笔生活费。庄因他苦苦央求，只好对新钟书局经理卢春生说了不少好话，把《晋书》一部分交他圈点，于是他便成了新钟的座上客。
4月的一天早上，我把过去发表在报刊上的小说编成两个集子，一本交北新书局，一本送到新钟书局，定名为《田园集》，路上遇到方之中，我问他去何处？他说去新钟。我十分诧异：“怎么你也和新钟打交道？”原来新钟代新国民奎纪印刷所拉生意，承印书刊，从中赚取回佣。方之中是把《夜莺》的稿子托他们去承印，于是我俩结伴而行。
到了新钟，方之中从皮包里拿出《夜莺》第三期的稿子来，摊在台上。我见第一篇就是鲁迅的《三月的租界》，不觉好奇心动，仗着和方之中是朋友，不会见怪，便趁他和卢春生接洽业务的机会，先拿过来看。原来正是斥责张春桥的檄文，剥茧抽丝，层层痛斥，笔锋犀利之极。顿时我想到张春桥和王梦野的言行恐怕都由周昭俭向鲁迅作了反映。鲁迅对他们是有所了解的，否则鲁迅怎么会在病中对这么一个文坛小卒狄克奋然作文反击呢？
王梦野对《三月的租界》中所说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一语确实大伤感情，说：“这老头子疯了，到处放流弹！”同时气得咯血了。
当我在看的时候，庄启东也凑过来看，我就把《田园集》原稿交给他，开始洽谈起来。
此时，张春桥施施然从外面进来，我忍不住说：“鲁迅批评你了！”张春桥吓了一跳，忙问：“在哪里？”我说：“在《夜莺》第三期。”张春桥望望屋里的人，露出想要看又不敢启齿的神情。后来还是我和李雄商量把稿子拿了过来，我怕翻乱稿子，只抽出其中两篇鲁迅的文章。我谈《写于深夜里》，张谈《三月的租界》，无意中我偷看了一下张春桥，只见他坐立不安，不停地用手帕拭脸，天不热，不知哪来这么多的汗，脸上的神气十分尴尬狼狈，他见我看他，便涨红了脸又强作不在乎地自我解嘲道：“鲁迅先生误会了，我要去信解释一下。”
后来他果然给鲁迅去了信……[122]
周楞伽作为当事人，在这里把“张春桥—新钟书局—《夜莺》第三期──鲁迅的《三月的租界》”之间的复杂关系，说清楚了。
“狄克即张春桥”，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在上海文艺界暗暗传开，传入了《辛报》编辑姚苏凤耳中。
姚苏凤是苏州人，曾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当时《晨报》的“每日电影”主编，后来日渐进步。
姚苏凤是一个笔头很快的人。此后，上海滩出现一本《鲁迅先生轶事》，透露了“狄克即张春桥”这一秘密。这白纸黑字，成为后人查证“狄克”为何许人的重要依据。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只署“编纂千秋出版社编辑部”，未标作者姓名。这家千秋出版社名不见经传，在上海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之中，由千秋出版社印行的书仅此一点而已。版权页上印着社址位于上海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某弄堂内。
从书的内容来看，大都摘编自当时《辛报》上的一些文章，表明跟姚苏凤关系密切。这本书是唯一透露狄克之事的书，成为三十多年后上海掀起的“炮打张春桥”的重磅炮弹。
这本书出版于1937年2月，而这年9月张春桥离沪去济南。当年的张春桥是否看到过这本书，就不得而知了。
且说张春桥撕下《夜莺》样本上鲁迅的文章，固然是为了“先睹为快”—他万万想不到，鲁迅先生会这么快地对他还击，写得这般尖锐。更重要的是，他急急地朝《大晚报》编辑部赶去，把撕下的那页交给了崔万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