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万秋从张春桥手中，拿过那从《夜莺》样本中撕下的《三月的租界》。他的脸上并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倒显得有点得意。他预料到鲁迅会予以反击的。果真，鲁迅的文章，力透纸背，鞭辟入里：“至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
不错，狄克的文章正是要“抹杀《八月的乡村》”，进而抹杀鲁迅。
崔万秋看罢《三月的租界》，和张春桥细细计议，决定由狄克出面给鲁迅写信，再攻鲁迅。
鲁迅办事细致，看出狄克的信颇有来历，不作复，却把信留存起来。迄今，这封信的原件，仍收存于鲁迅博物馆。一看原件便可一清二楚，一手张春桥笔迹！只是信末的“狄克”两字写得过分端正，显得很不自然，看得出是化名—因为人们签署自己的真名时是非常流畅、自然的。
现将狄克的手稿，全文照录于下—
敬爱的先生：
头几天，偶然地到新钟书店去，看到《夜莺》第三期的稿件，里面有先生底那篇《三月的租界》，是关于我的。这使我心里不安好几天了；经过几天的思索，我才写这封信给先生。
关于我那篇文章，所以要写它，是由于当时读到《新文化》以及其他刊物上对于某些作品的忽略或批评的不够，先生知道的，是一片“好”。我希望我们底批评家多做一点工作，对于读者作者都有益的。
固然在这连投枪也很少见的现在，对于《八月的乡村》这样的作品，是应当给以最高的评价的。然而，敬爱的先生，我们是不是有了投枪就不去制造坦克车呢？就是不制造坦克车的话，在投枪掷出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经过大家底研究和改进呢？如果说要的话，我底意见便在这里。我希望这投枪更加尖锐、雄壮，绝没有想把它折断。对于田军，像对于每个进步的作家一样，我是具着爱护心的。写那篇文章也似乎是由于太热爱了些—以致有些话说得过火。
但是，先生，对于“田军不该早回来”这句话我并不是盲从，是有理由的，现在却不必说了，因为他和萧红已经回来了，从那血腥的世界跑到这个血腥的世界里来了，而又献给了人们《八月的乡村》这部书，我还说什么呢？说出来，只能使我们当中有了误会和隔膜。—我认为现在还没有什么误会太大的地方。
我所要说的话，似乎就是这些。总括一句就是希望先生能够明了我底原意，虽然《三月的租界》这题目很伤大家底感情我也不想说什么了。只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个信，使我安安心。
同时，我还有意见告诉田军，也想在下次信里说。
信，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
祝福你底健康！
狄克
信末没有写年月日。不过，从1936年4月28日鲁迅日记中查到“午后得周昭俭信，得狄克信”。因此，狄克寄出此信当在4月26日或27日。
《夜莺》三期的出版日期为5月10日。狄克早在4月26日左右便看过了《夜莺》样本，还进到编辑室，出版《夜莺》的新钟书店看过了鲁迅《三月的租界》的手稿，足见此人绝非等闲之辈，神通颇为广大。
这里要顺便提一笔，自从笔者的《张春桥传》出版以来，由于书前附有狄克致鲁迅那封信的影印件，有些细心的读者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 张春桥化名狄克写给鲁迅的信
■ 张春桥“1976年2月3日有感”手迹
湖南省塑料工业公司技术科师德培、云南思茅县通商路萧龙云、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矫逸阁以及张汉成、张晶、蔡晋萍、夏合社等读者给笔者来信，提出了疑问：
“张春桥的信写于1936年，为什么会有二十几个简体字──头、几、书、里、关、这、过、当、读、对、点、庄、从、说、为、只、们、会、还、伤、时、诉、许、报、坛？”
这些读者怀疑书中所附的原件手迹不可靠，也许是抄件，抑或是伪造的。
在这里，我先要说一说那份原件的来历：张春桥当时化名“狄克”写给鲁迅的信，不仅被鲁迅保存了原信信纸，还保存了信封。信封上写着“北四川路内山书店转交周豫才先生启狄克缄”。这信封原件也在鲁迅博物馆保存着。
另外，也不妨把狄克1936年这封亲笔信与他写的《1976年2月3日有感》手迹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笔迹完全相同，可见狄克的笔迹即张春桥笔迹。
读者们提出的简体字问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答复。《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固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23次会议通过，在1956年1月29日公布，但简化汉字并非直到那时才有的。
其实，简化汉字自古便有。为了书写的方便，古人已经开始简化汉字，尤其是草书。
例如：“禮”字写作“礼”，“從”写作“从”，“東”字写作“东”，“聲”字写作“声”等等，古已有之。
1923年的《国语月刊》曾出版《汉字改革号》，钱玄同先生便呼吁进行“汉字革命”，主张“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陈望道先生也在1923年6月18日《民国日报》发表文章，主张那些“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我们都可以在各种正式的文章上用起来，而且应该依此方法把原来没有简体字的添造出简体字来，使得写也便利些，学也便利些。”
1935年，陈望道先生在他主编的《太白》半月刊第11卷第11期上，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一文，主张把“手头字”（书写体）变成印刷体，因为“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太白》杂志刊登了“手头字第一期字汇”。张春桥所用简体字，亦即当时书写时已经通行的“手头字”。巴金、胡风、郁达夫、老舍等二百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推行手头字”，《太白》率先用“手头字”排印。
由此可见，张春桥写给鲁迅的那封信的原件是真实的，不论从笔迹、从原件及信封加以查证，还是从当时流行的“手头字”加以考证，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至于解放后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所采用的大多数是已经流行的“手头字”，符合广大群众的书写习惯，所以很易推广，为大家所接受。
如今，即使在香港、台湾，人们书写时也常用简化的“手头字”，只有报刊上的印刷体才用繁体汉字。不过，不久前我接待台湾作家黄海先生，我发觉他送给我的名片上，那“台北市”也印为简体。
另外，发表于1935年第2卷第1期《太白》上著名作家、画家丰子恺先生的《我与手头字》，此文与张春桥给鲁迅写信的时间相近。从丰子恺先生的手稿中，亦可看出，他也用了许多简化字，如头、气、时、与、沪、么、压、应、声、虽、归、虫、丰、旧、医、边、丽、写等。
由此可见，狄克写给鲁迅的信，确实出自张春桥之手。
狄克把自己打扮得多么可爱：他对《八月的乡村》的批判，只不过“是由于太热爱了些—以致有些话说得过火”！
末了留言“信，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倒是和盘托出这个狄克跟崔万秋的亲密关系。
尽管狄克非常“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个信”，鲁迅知道此人的来历和背景，不予复信，却又著文挞伐之：4月28日鲁迅“得狄克信”，30日便写《〈出关〉的“关”》一文，再一次批驳了“狄克”。
当时，鲁迅正在病中，“骤患气喘，我以为要死”，体重剧降至37公斤。半年之后，鲁迅沉疴不起而永辞人世。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其中的两支便是张春桥射来的。
5月4日，鲁迅在致王冶秋的信中，又一次提及了狄克：“4月11日的信，早收到了。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却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销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
鲁迅所说的“作二文反击”，这“二文”便是《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可见，鲁迅对于“不绝的来打击”的“狄克”“这一流人”，是何等的愤慨和轻蔑。
5月19日，鲁迅收到某人于18日寄自上海的一封信，再一次提及张春桥。信中说：“为了加强文艺家协会的影响和作用，还是很希望先生参加，而且负起领导的责任。为了使先生知道我们的愿望，我又提议由文学青年社负责联络青年文艺社和上海青年文艺界救国联合会，共同签名写一个信给先生。当然大家都是赞成的，于是当场推定王梦野和张春桥等负责办理这件事情。……”
5月25日，鲁迅在致一个名叫时玳的文学青年的信中，谈及了“文艺家协会”之事：“作家协会已改名文艺家协会，发起人有种种。……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现在生病，俟愈后，重把它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在他所编的刊物上说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别一起人却在劝我入会：他们以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谁射的。你可以和大家接触接触，就会明白的更多。……”
5月23日，鲁迅在另一封信中则说：“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