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上海香山路9号，张春桥和文静正在家里收拾行李。
狄克在《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的金椅子上坐了三年，忽然要离开上海了。
为什么呢？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下达调令：调张春桥进北京，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解放日报》同仁为了庆贺张春桥高升，为他设宴饯行。
往日，向来不苟言笑的张春桥，那天显得有点反常，总是眯着三角眼，话也格外多。
王维记得[128]，酒过三巡，几乎不谈心里话的张春桥，出语惊人。他喷着酒气，颇为得意地说道：“《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不是张好坐的椅子。我的前任是犯了错误给赶下去的。我总算幸运，没有犯错误，今日可以与大家尽欢而散！来，为我们的尽欢而散干杯！”
张春桥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欢送宴会举行过了，细软也已收拾好了，正在张春桥欲走未走之际，又一桩意外的事发生了。
事情是因陈毅的工作调动引起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城新生。第三野战军司令兼政委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本来，自1949年10月1日起，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了减轻周恩来的工作担子，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时，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于是，陈毅作为最恰当的人选，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陈老总的工作重心北移。虽然他还兼着上海市市长之职，直至1958年10月才辞去这一职务，但是他毕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主持上海党政常务工作。
显然，需要另外遴选一人，来沪主持全面工作。
调谁呢？调柯庆施！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石头城。28日，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5月11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市长为刘伯承，副市长为柯庆施、张霖之。
1949年冬，当刘伯承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柯庆施便成为南京市市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成了江苏的第一号人物。
1954年秋，已经内定柯庆施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在正式走马上任之前，便先来上海摸摸情况。
恰巧，就在柯庆施来到上海之际，听说了调张春桥入京的消息。
柯庆施与张春桥曾在石家庄共事，相处不错。
柯庆施紧急召见张春桥。
“听说你要调北京？”柯庆施问道。
“是的，调令已经下达，调我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张春桥答道。
“你愿意去北京？你乐意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柯庆施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这下子，把张春桥弄糊涂了。他一时猜不透柯庆施的用意。说实在的，自从接到调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去北京，在《人民日报》工作，跟党中央那么的近，升迁的机会当然比上海多；不过，一想到那个“副”字，他就泄气，仿佛回到当年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那些难堪的日子。再说，好不容易在《解放日报》苦心经营了三年，在上海扎下了又长又深的根，如今骤入人地生疏的首都，一切要从零开始。
面对柯庆施的提问，张春桥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不论去北京还是留上海，我都无所谓—我服从组织分配！”
“好，好，那好办，你就留下来！”柯庆施眉开眼笑道。
“中宣部那边怎么办？是中宣部要调我去北京的。”张春桥提醒柯庆施道。
“中宣部那边，你不用管，我会去打招呼。”柯庆施说道，“当年，你我在石家庄共事，有过愉快的合作。希望今后在上海，继续那样愉快的合作……”
果真，柯庆施给中宣部挂电话，留住了张春桥。
在柯庆施看来，上海是一个很深很大的海，暗涌时起，险浪骤生，要想在这样的海上驾舟，非有一个知海性、熟海路的智囊不可。张春桥是他求之不得的智囊：此人30年代就已在上海，何况在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时又熟悉了上海方方面面的人物；当然，最重要的是，在石家庄，他就发现，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军师”。
于是，喝过欢送酒的张春桥，依然坐在《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里。已经运到火车站的行李，又全部运回到香山路9号。
[123]《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远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第20—21页。
[124]胡彰武，1960年判刑，1962年保外就医。
[125]胡彰武将秦启荣的密信交柏俊生后，由柏的老婆赵正平转交赵君弼即赵福成。柏良，赵正平之子。
[126]1986年7月8日，叶永烈采访王维于上海。
[127]1986年7月8日，叶永烈采访王维于上海。
[128]1986年7月8日，叶永烈采访王维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