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在批胡风大会上一鸣惊人
上海是个人才济济的大都市。一个文学青年想在文坛上“冒”出来，并不容易。
文学青年姚文元虽然在文学的道路上行进多年，但是在上海的文坛上显露头角，却是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
大约由于胡风曾在上海工作多年，对上海文艺界有着深刻的影响，大约由于当时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物彭柏山、王元化等（后来他们都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抵制对胡风的批判，于是上海的批胡风运动如同温吞水一般。说冷吧，报上稀稀拉拉也登一点批胡风的文章；说热吧，那些文章如同隔靴搔痒。
1955年初在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的批判胡风大会，便是一壶温吞水。会议在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中进行。
忽然，大会主席宣布：“下面由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姚文元同志发言……”
一个24岁的青年拿着一叠厚厚的发言稿子上台了。姚文元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批判调子唱得最高，鼎沸了！
这也难怪，他因为写《论胡风文艺思想》，熟知胡风观点，如今“反戈一击”，便也显得更加深刻！
姚文元不时挥舞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念着发言稿：“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的，他口口声声都似乎是站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的立场上，一部分文化水平不高或崇拜教条的人，可能被他给党中央报告中堆积满篇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所吓倒。他的理论的危害性首先就在这里。披着羊皮的狼比满口鲜血的狼是更容易害人的。因此，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摧毁他这道‘防线’，再来深入地分析他‘理论’的每一部分。……”
在作了这番“剥去‘外衣’”的开场白之后，姚文元“揭穿”了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一曰“断章取义”，二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三曰“硬搬教条”。
于是，姚文元给胡风“上纲”了：“在拥护党的口号下来反党，在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为人民服务的伪装下来反人民，这种现象并不是从胡风才开始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哈诺夫，……都曾经这样做过，胡风先生不过是因袭他们的那套笨拙的策略而已。……”
台下，老作家魏金枝听了姚文元这番“宏论”，拍了拍姚蓬子的肩膀，微微一笑：“令郎大有出息！”
姚蓬子听不出这话饱含冷嘲，得意地咧开了嘴巴。
身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很注意听着姚文元的每一句话。他向来是一个擅长幕后活动的人物，总是自己出主意，让打手写文章。眼下，他正为发现了一个“左”字号的打手而暗暗得意。
虽然事先在屋子里关着门，把发言稿念了几遍，然而，姚文元上台之后，念得还是结结巴巴。他不时瞪大了眼睛，口沫不断地溅到稿纸上……好不容易，他总算结束了发言—这次批判会上最长的发言。
这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坛第一次亮相—一副标准的“左”派嘴脸。
由于某人的提议，姚文元的发言稿被转到《文艺月报》编辑部，“登一下吧”！
《文艺月报》是当时上海颇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主编为巴金，副主编为唐弢、王若望。
说实在的，在此之前，唐弢和王若望对姚文元其人，都眼生得很—虽然他们都认识姚蓬子，却并不知道姚文元乃姚蓬子的公子。
姚文元呢？他对《文艺月报》倒是颇为熟悉的，已经不止一次向这家有声望的文艺杂志投稿了。
唐弢主管理论文章，他已一次次给姚文元退稿。他觉得姚文元的文章有个通病：充满空洞的政治口号，缺乏理论深度和独到的艺术见解。
终于有那么一天，上海巨鹿路675号那幢小楼里，来了个年轻人，说是要找王若望。
那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所在地，也是《文艺月报》编辑部办公的地方。
年轻人收拢八字脚，尽可能使自己的双脚笔直地在楼道上走过。
“我叫姚文元，在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年轻人一边说着，一边递上了工作证，然后毕恭毕敬坐在对面。
王若望[129]这才第一次知道姚文元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不知道来者何意。
“王老师，是这么回事……”年轻人打开了拎包，拿出一大叠稿子和信件，放在王若望面前。刚放毕，他的手就缩了回去，规规矩矩放在两个膝盖上。他早就从父亲那里听说，王若望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联盟成员，非等闲之辈。王若望原名王寿华，只因崇拜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取“约翰”法语谐音“若望”为笔名。王若望用目光扫了一下那些信件，上面都盖着《文艺月报》编辑部公章，一封封都是退稿信。
“您看，能不能选一篇登一下，扶植一下青年作者？”姚文元遇上紧张的气氛，讲话不由自主地有点结巴起来。他退了一步，又说了一句：“或者把几篇稿子合并一下，并成一篇，登一登？”
看着姚文元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王若望说道：“你把稿子留下，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你。”
姚文元连声说“谢谢”，倒退着走出编辑部的门。
姚文元走后，王若望把这一大叠退稿，又转给唐弢。
这一回，唐弢仔仔细细地又“拜读”了一遍，唉，满篇枯燥的政治术语，哪是文艺理论文章！
“还是退稿！”唐弢实在挑不出一篇来，也无法“并”出一篇，只得装进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退还给“青年作者”姚文元。
由于有着这么一番经历，姚文元对《文艺月报》敬而远之。
这一回，由于上海作协某领导的提议，要求刊登姚文元的发言稿，况且那时《文艺月报》又正缺批胡风的文章，于是便决定在1955年3月号上刊登，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
这一回不再是“豆腐干”了。姚文元要以“青年文艺理论作者”的身份，在堂堂的《文艺月报》上露脸，他喜不自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