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三十多年，王若望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对笔者说[130]：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发排不久，突然，姚文元给他打来了电话。
“王老师，我的文章的清样，能不能多打一份给我？”姚文元问。
“对不起，我们《文艺月报》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王若望很干脆地回绝了。
“是这样的……”姚文元解释道，“春桥同志要看一下清样。”
一听说张春桥要看，王若望只得答应下来：“那就破例吧—我们多打一份清样，直接送张春桥。”
“谢谢！”电话挂断了。
张春桥怎么忽然关心起姚文元来了？王若望望着桌上的电话机，久久思索，不得其解。
张与姚，在“四人帮”中占了一半。张、姚在“文革”中，几乎“齐步”前进：当张春桥出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姚文元充任组员；在“一月革命”中，当张春桥夺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宝座，姚文元则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在中共九大，张、姚双双作为“文革派”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行列；在中共十大，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春桥与姚文元的勾结，其实并非始于“文化大革命”。
在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缘，使张春桥跟姚文元从陌生到熟悉。
他们的“友谊”渊源于上海的香山路。
在上海的四千多条马路之中，香山路可以算是最短的几条中的一条。它全长不过二百米长。
林荫夹道，闹中取静。
香山路属卢湾区。当年姚文元所住卢湾区团委的宿舍，在香山路2号。上海的《解放日报》社虽然坐落在外滩附近的汉口路，而报社领导却住在香山路9号。当年的张春桥，住在9号内一幢小洋房的二楼，底楼住着副总编王维。姚文元的住处与张春桥的住处，相距不过几十米而已。
做着作家梦的姚文元，听说《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就住在咫尺之内，便去拜望。
原先，在《解放日报》社的通讯员会议上，姚文元见到过张春桥，听过张春桥的讲话。不过，张春桥并没有注意这个卢湾区的通讯员。
正因为这样，当姚文元叩开张春桥的家门，张春桥的态度是冷淡的，敷衍着跟他谈话。
姚文元就像那次在王若望面前一样，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说，“我就住在斜对面的卢湾区团委宿舍里，跟你是邻居。”
张春桥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他只是“嗯、喔”着，慢悠悠地抽着香烟。
姚文元似乎也发觉张春桥的冷淡，于是，他终于说起自己见过鲁迅呀，说起了父亲姚蓬子。
一听说面前的年轻人是姚蓬子的儿子，张春桥站了起来，从柜里拿出几颗淡黄色的粽子糖。
姚文元提及了父亲是“鲁迅的战友”，本意是借此引起这位张总编对自己的重视，想说明自己并非一般通讯员，而是出自“书香门第”、“作家之家”的“新苗”。
张春桥确实因为姚文元提起了姚蓬子，这才看中了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混迹于上海文坛的张春桥，当然知道姚蓬子其人其事。张春桥很喜欢那些有着“小辫子”可以捏在他手心的青年，以便言听计从。
若干年后，当姚文元成为张春桥手下颇有名气的“棍子”时，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张春桥忽然讲起了“白蚂蚁政策”。他的脸色显得非常严肃，说道：“白蚂蚁会从内部蛀空大厦，这是谁都知道的。国民党居然从白蚂蚁身上得到启示。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对付共产党人的政策，本来是抓一个，杀一个，抓两个，杀一双。后来，改变了政策，诱逼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叛变，再放回去。这些叛徒就成了白蚂蚁，从内部蛀空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蚂蚁政策’，是从姚蓬子开始的……”
讲到这里，张春桥用眼睛瞟了一下姚文元，只见姚文元的脸由红转青，由青转白……
后来，姚文元即便因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名震全国”，即便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始终对张春桥俯首帖耳，成为张春桥的“亲密战友”。此是后话，暂且打住。
那天，张春桥言语不多，留在姚文元脑际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理论家首先应当是一个政治家。要随时随刻注意政治风云的变化。我这儿消息灵通。有空，过来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