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那些小诗毕竟是姚蓬子的创作，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当然，这些小诗在杂志上发表，姚蓬子所拿到的稿费，如同沾在胡子上的饭粒。
姚蓬子徜徉在四马路上。1925年夏日，忽见四马路麦家圈口豫丰泰酒馆的楼下，热闹起来，挂出了新牌子：北新书局发行所。
姚蓬子踱了进去。人称他是“巡阅使”，什么书店都爱进去翻翻书，打听出版界的最新消息。
一回生，二回熟，姚蓬子结识了那里的老板李志云。
北新书局原是1924年秋在北平创办的。当时，开设在李志云家中—北平翠花胡同。
上海毕竟领中国出版界之先。1925年夏，北新书局便南迁上海，总店设在上海宝山里，而在四马路开设了发行所。
姚蓬子从李老板那里得到重要的出版信息：北新书局正准备推出一套“欧美名家小说丛刊”。
姚蓬子感到机会来了，马上告诉李志云：“我正在细读法国名家果尔蒙的小说，打算着手翻译。”
“书名叫什么？”
“《处女的心》。”
“好，好，好一个《处女的心》！这样的小说，销路会不错。”李老板当场拍板，同意出版《处女的心》译本。
就这样，姚蓬子从诗人“改行”，成为翻译家了。
1925年冬，19岁的姚蓬子出现在诸暨姚公埠老家。一顶花轿把恋人周修文抬了进来。
新婚不久，新郎就匆匆赶回上海了。新娘回到娘家去住。过了些日子，姚蓬子把她接到上海，从此姚蓬子算是在上海安家了。
1927年初，北新书局发行处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新书，印着：“《处女的心》，果尔蒙著，蓬子译”。
这是姚蓬子平生的第一本书。
李老板果真有眼力。《处女的心》上架之后，很快就销光了。到了1927年8月，北新书局又再版《处女的心》。
也就在四马路上，姚蓬子结识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使他从象征派的颓唐的泥潭里挣脱出来，振奋起来，走上了坚实的布尔什维克之路。
■ 姚蓬子译《处女的心》
论年纪，小伙子比姚蓬子还小三岁。他是江苏宜兴人，长得风流倜傥，上舞台演小生不用化装。此人本来也在光华书局，在张静庐手下当小伙计。他又是郭沫若的密友，是创造社的一员。当郭沫若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部”时，他又成为郭沫若手下的小伙计。1926年，郭沫若和郁达夫一起，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南下执教。创造社的两员大将走了，那在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便由此人和周全平、叶灵凤三名小将支撑着，人们称这三人为“创造社小伙计”。虽说他们的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的三德里，可是他们编的《幻洲》半月刊，委托光华书局印行。《幻洲》半月刊用四十开印袖珍本，内容分上下两部。上部为文艺版，由叶灵凤主编；下部叫“十字街头”，登载评论、杂文，由那小伙子主编—他居然因此自称“下部编辑”。
常来常往，下部编辑便与姚蓬子熟悉起来。
这位下部编辑幽默、开朗、爱说爱笑，像一块炽炭一般，总是热乎乎的。姚蓬子常跟他谈诗、谈小说，渐渐地谈社会，谈文学的前途，谈内心的向往。虽说姚蓬子年长于他，可是，当论及人生时，下部编辑那种不凡的谈吐，深邃的思想，使姚蓬子对他不由得敬慕起来。
此人便是潘汉年。1925年，他才19岁，便已是C.P.—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这位下部编辑悄然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借给了姚蓬子。姚蓬子意识到，“下部编辑”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1927年2月，下部编辑突然从上海消失了。据他说，父亲潘莘华病重，他不得不回宜兴照料去了。
下部编辑半年后，方才露面，脸晒得黑黑的，显得老成得多。半年之间，他仿佛长了好几岁。
其实，那是他接到郭沫若的一封信，投奔江西南昌去了。那时节，郭沫若已经不在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了，投笔从戎，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在南昌，要办一张报纸，需要得力的编辑。他记起了潘汉年，把“小伙计”请来了，出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在1927年8月的南昌起义失败之后，21岁的潘汉年成为领队，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回到上海，向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到。
表面上，潘汉年还在编他的《幻洲》半月刊，还在做他的下部编辑。几个月的戎马生涯，使他迅速地变得成熟起来。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为了加强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工作，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潘汉年为“文委”第一书记。
潘汉年着手在上海文化界发展中共党员。他考虑到姚蓬子虽然正陷于颓唐，却是因为对国家的前途失望而忧心。他委婉地向姚蓬子透露了自己的意思，姚蓬子当即表示了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愿望。
于是，由潘汉年作为入党介绍人[135]，姚蓬子在1927年底，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小伙计”，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