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如同一面筛子，筛去了弱者，留下的是强者。
写写激扬文字，做做地下工作，这都不算难。面对皮鞭和屠刀，面对生与死的选择，那才是对于硬骨头与软骨头的最严峻的检验。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1932年发生了“一·二八”，把国民党政府弄得手忙脚乱。左翼作家们趁着民众的抗战烽火，呼啦啦，火上加油，推动着全国的抗日热浪。
到了1933年，国民党政府腾出手来了，形势陡然吃紧，大批的左翼文化人落入囹圄：
3月28日，廖承志、罗登贤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5月13日，史沫特莱的秘书、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在上海被捕。冯达叛变，供出了丁玲的住址。
5月14日，丁玲和潘汉年的表兄潘梓年在上海被捕。
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在上海被军统特务暗杀，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接到了暗杀警告。
7月14日，《中国论坛》英文版第3卷第8期，王造时巧妙地以“记者接到未署名之投稿一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为托词，公布了以蓝衣社总机关代号“华”署名的“钩命单”，共53人，每一暗杀对象名字下面加括号，内注执行暗杀任务者的代号。其中有：陈绍禹（后林）、秦邦宪（后林）、胡汉民（海陈）、李济深（海陈）、陈济棠（球王）、李宗仁（补章）、白崇禧（补章）、蒋光鼐（补章）、蔡廷锴（补章）、冯玉祥（线索）、吉鸿昌（线索）、杨铨（后林）、鲁迅（后林）、茅盾（后林）、胡愈之（后林）、田汉（后林）、王造时（后林）等。这份“钩命单”一公布，舆论大哗。
据不完全统计，在1933年上半年，仅上海一地，被捕的中共党员便达600人左右！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6月下旬被捕之后，成为“软骨虫”，居然供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的地址。同案被捕的秦曼云，也成了叛徒。于是，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来了个大搜捕。
在这月黑风高之际，姚蓬子在上海滩上不见踪影。人们只是在书店里见到他的名字—他的短篇小说集《剪影集》于1933年5月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印行。这本集子中，收入他的七个短篇：《兄弟》、《意外》、《黄昏的烟霭里》、《一个人的死》、《雨后》、《幸福的秋夜》和《一幅剪影》。对于姚蓬子来说，这本书是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因为他虽然出过诗集《银铃》，毕竟是薄薄的一小本，况且是他早期的作品；虽然出过几本翻译小说，毕竟是替外国作家进行“中文写作”。这本251页的短篇小说集《剪影集》，是姚蓬子在文学创作上的最高成就—此后，他就一蹶不振，落花流水了……
1933年12月，天寒地冻。在朔风凛冽的天津，国民党特工总部的三个特务突然出现在戴着罗宋帽、穿着棉袍的27岁的男子面前。
就这样，中共特科“河北交通”姚蓬子的名字，出现在被捕名单上。
一个叛徒出卖了他。
天津警察局长的嘴角漾起了笑—因为这一回落网的乃中共机要人员，非同小可。
与姚蓬子同案被捕的，还有左翼作家潘漠华和洪灵菲。
潘漠华本名潘训，比姚蓬子小两岁，浙江宣平县坦溪村人氏，也喜欢写诗。1927年，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姚蓬子出席左联成立大会那天，潘漠华也来到会场，并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的身份致祝词。后来，他在北平组织成立了左联北平分盟，又建立了天津支盟。被捕时，他是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
洪灵菲比姚蓬子小一岁，广东潮州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姚蓬子在上海相识。1930年，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际，他成为七个常务委员中的一个。1933年，他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秘书，在北平被捕。
首都南京电告：“速解宁。”
姚蓬子耷拉着脑袋，戴着手铐，作为要犯，被押上南去的火车。
下了火车，一辆轿车已在那里“恭候”。
车轮飞转，直奔中央宪兵司令部监狱看守所。
惊魂未定，一个温文尔雅的先生，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前来看望他。
姚蓬子原以为迎接他的是老虎凳和辣椒水，不料，这位先生却满脸春风，悠悠然抽着“三炮台”，慢慢儿地跟他聊着。
“姚先生，久闻大名！”那位先生把一本《剪影集》掷到姚蓬子面前，说道，“姚先生是诗人，翻译家，作家。我前几天刚刚拜读了姚先生的大作《剪影集》。你才华横溢，令人敬佩，敬佩。”
姚蓬子静静地听着，忐忑不安地紧紧盯着面前这位笑嘻嘻、文绉绉的人。
“姚先生，你一定把我当成政敌，其实大可不必，我们之间完全可以建立正常的友谊！”他继续微笑道。
当此人自我介绍说姓徐名恩曾，姚蓬子若五雷轰顶。姚蓬子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徐恩曾是何等厉害的人物：倘不是钱壮飞通风报信，恐怕连瞿秋白、周恩来都落在此人手中！
那时候，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徐恩曾跟戴笠平分秋色。
在南京不起眼的小巷—鸡鹅巷53号，戴笠建立了自己的特务系统。1932年9月，公开的名称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戴笠为处长。它的前身为复兴社（又称力行社、蓝衣社）的特务处。1938年，戴笠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建立了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系统。
徐恩曾原任军事委员会调查局第一处处长，亦即国民党的党务调查处处长。1938年，徐恩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建立了另一臭名昭著的特务系统—中统。
徐恩曾的脸上没有一块横肉，却是个温文尔雅的君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文绉绉的，笑嘻嘻的。他的话，像裹着橡皮的铁条，软中透硬，笑里藏刀。
在看守所里，徐恩曾没有高喊“来人哪”，没有使劲地拍惊堂木，却与姚蓬子面对面坐着，一边悠悠地抽着“三炮台”，一边慢慢地聊着。
徐恩曾开始了他的“演说”：“像姚先生这样的文人，干吗去给共产党卖命？”
姚蓬子静静地听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得出，徐恩曾的每一句话，都打动了他的心。
徐恩曾是最善于察言观色的。他看出了姚蓬子内心的空虚，便长驱直入了：“姚先生，你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的首领们又是怎么样呢？我这里，有顾顺章和李竹声幡然醒悟之后，写下来的深刻体会，你不妨看看。他们都受到了当局的优待……”
留下一沓文稿，笑笑，徐恩曾捻灭手中的烟头。走了。
那一沓文稿，如同炸药包，剧烈地震撼着姚蓬子的心。
虽说顾顺章是上海工人，姚蓬子曾见过他，却没有太多的交往。李竹声却是姚蓬子所熟悉的“顶头上司”。读着不久前还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李竹声的“反省体会”，姚蓬子不住地在自问：连李竹声都举起了白旗，我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姚蓬子知道，国民党特务手中的枪，不是吃素的。1931年2月7日深夜，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一阵枪声响过之后，姚蓬子所熟悉的五位左联作家白莽（即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都倒在血泊里。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年纪也与姚蓬子相仿。特别是白莽，曾是姚蓬子的诗友。记得，他把《银铃》送给白莽，白莽跟他畅谈过对诗的见解。
别无选择。在姚蓬子面前，只有两条路：李竹声之路与白莽之路。
“姚先生，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先生年近‘而立’，前途不可估量。何况，先生家中还有两岁的儿子。先生即便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替儿子想一想……”徐恩曾的话，不时在姚蓬子耳际响着。
要么跪着生，要么站着死。没有挨过一棍子，没有上过一回刑，姚蓬子的双膝弯曲了，跪倒在徐恩曾面前，扯起了白旗。
他，供认了自己的身份—中共党员，供出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潘汉年；
他，供出了左联党组织名单，供出冯雪峰、华汉、钱杏邨是中共党员；
他，供出了与鲁迅会面的地点，供出了冯雪峰、阳翰笙、钱杏邨、柳亚子的地址；
他，居然用他的笔，写出了“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
大喜过望，徐恩曾发出一阵狞笑。他当即决定，给予姚蓬子这样的“反省模范”以“自由”！
又见到了蓝天，又见到了阳光，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姚蓬子从子弹上膛的枪口讨得一条活命。步出囚笼，获得了“自由”。
只是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出卖了党的机密，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姚蓬子倒戈的消息，不胫而走。鲁迅闻知，不胜唏嘘，万分感慨。
鲁迅在三封书信中，谈到了姚蓬子。
1934年8月31日，鲁迅在《致姚克》中，嘲笑了卖身求荣的姚蓬子：“先生所认识的贵同宗，听说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编一种杂志，特此报喜。”
后来，姚克回忆道：
至于姚蓬子，我到1933年方才认识。他那时也算是个左倾作家；由于当时的环境特殊，左派的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和身世背景，轻易告诉别人，别人也不便多问。我对蓬子当然也不例外。和他谈话时，只听出他似乎有杭州嘉兴的口音，其他就不知道了。鲁迅先生不喜欢他的作风，觉得他不可靠，所以曾经劝我少跟他来往。鲁迅给我的信中所说的“贵同宗”就是指姚蓬子而言。由此可见，鲁迅对姚蓬子是深恶而痛绝之。[137]
1934年11月12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中写道：“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1934年11月17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中，深刻地剖析了“蓬子转向”的根源：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出卖朋友……
从“蓬子转向”，再重读鲁迅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发出的警告，是何等的睿智、远见：“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年后的忌日—1933年2月7日，鲁迅提起凝重的笔，写下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他，“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然而，他对左联的败类—姚蓬子，只是投以睥睨的冷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