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姚蓬子之前，先“消失”的是潘汉年。
潘汉年原本是文委书记，常常在左联的会议上露面，或主持会议，或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1931年夏，潘汉年“消失”了—虽然他仍然在上海。他神不知，鬼不晓地出没。上午西装笔挺，下午便长袍马褂，晚上也许衣衫褴褛，时而教授派头，时而富商风度，时而小小百姓。
楼适夷在《从三德里谈起》一文中，如此这般地描述过神秘的潘汉年：“他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偶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对某人的行动有点怀疑，对雪峰反映了。雪峰说：‘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务交给他的。’我就不管了。”
潘可西在《深切怀念三叔汉年同志》一文中，则这样描写神出鬼没的潘汉年：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
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走出了店门。
又在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他立即改换装束，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浑身抖索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潘汉年究竟在干什么工作呢？
夏衍在他的长篇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点明了潘汉年的身份：“这时，潘汉年已负责特科工作。”
特科，中共中央的秘密、要害部门，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1927年11月，周恩来调到上海党中央，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便筹建了中央特科。
周恩来为中央特科规定的工作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搜集敌方情报；管理秘密交通；铲除叛徒、特务。”
中共中央特科下属四个科：
一科—负责设立中央机关、布置中央会场和营求安抚工作。
二科—情报机构。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和反间谍工作。最早的科长为陈赓。
三科—以原先的红队为基础建立的。负责镇压叛徒、内奸，打击国民党特务。
四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系统。李强曾任科长。
自从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以来，便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最为注意的目标。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特科是顾顺章负责的。他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特科日常工作。
1931年3月，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要和回国不久的陈昌浩一起，前往鄂豫皖苏区，顾顺章亲自执行护送任务。他从上海来到武汉，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盯住。在敌人雪亮的刺刀前，顾顺章一下子瘫倒了，成了叛徒，供出了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机密。
1931年4月26日，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急告党中央：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的住处。武汉中统特务六次发密电给徐恩曾。所幸，全都落在钱壮飞手中。事关重大，钱壮飞心急火燎报告党中央。
4月27日，当顾顺章飞抵南京，受到蒋介石接见之际，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及瞿秋白、周恩来均已安全转移。
发生的意外紧急情况使周恩来不得不重组中央特科。他选中了精明能干，25岁的潘汉年，挑此重担。
于是，潘汉年从上海滩“消失”了。
1932年秋，潘汉年调姚蓬子到中央特科工作。于是姚蓬子从编辑，而诗人，而主编，而为一名秘密工作者了。
姚蓬子在中共特科负责什么工作呢？他的具体任务是“河北交通”[136]。
没有诗情，没有画意，这一次“改行”，有的只是严峻，艰苦，风寒，惊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