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姚蓬子的《宣言》见报的前一日—5月13日，对门的房子搬来了新的邻居。
徐恩曾早已告诉过他新邻居是谁，并把监视新邻居的任务交给了他。可是，他的新邻居并不知道他住在对门。
那天，姚蓬子下班，刚走进明瓦廊的院子里，突然从对面的屋子里跑出一个女人，大声惊呼：“蓬子！蓬子！你住在这里？”
“嗯，嗯。”他低着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蓬子，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你怎么会住在这儿？我们成为门对门的邻居，太好了！”女人不停地说着。
姚蓬子赶紧往自己屋里走。那女人还想跟进来与他聊聊，他连忙把门掩上。
那女人双眉紧蹙，不知道姚蓬子为何如此冷淡？须知，当年她与姚蓬子曾是《北斗》杂志“三驾马车”中的“两驾”！
她，丁玲，已经整整一年失去了组织联系，骤然见到姚蓬子，她怎不欢呼雀跃？
记得，1928年12月5日，上海松江县城，当施蛰存先生[139]与陈慧华女士举行婚礼之际，丁玲和沈从文从上海赶去，参加婚礼的还有戴望舒、冯雪峰、刘呐鸥、林徽因等作家、诗人。在那里戴望舒介绍她结识一位年轻诗人，他便是姚蓬子。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他。
记得，从松江回来后，他与她便常来常往。他们住得那么近，两条马路紧挨着。姚蓬子住在马浪路（今马当路），丁玲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饭后散步，几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在丁玲的心目中，姚蓬子是一位可敬的左翼作家。他向她谈起鲁迅、冯雪峰、冯乃超、柔石，谈起他们正在筹备成立的左联。后来由于胡也频到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她也去济南了。
记得，1930年5月，当胡也频遭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通缉，不得不与丁玲先后逃往上海，住在上海环龙路。在这危难之际，首先前来探望并给予可贵帮助的，便是潘汉年与姚蓬子。
记得，同办《北斗》的那些日子里，她与姚蓬子的合作是愉快的。姚蓬子善于与三教九流打交道，有着经商的本领，很快就弄来了纸张，谈定了印刷。
在丁玲的印象之中，姚蓬子是不错的，能干的。
丁玲迁入明瓦廊的翌日，正是她被捕的周年纪念日。1934年4月，丁玲的母亲和四岁儿子祖麟被从湖南接到南京，5月13日，她、冯达、母亲、儿子一起，获准入明瓦廊居住。
1985年6月中旬，笔者在北京西苑宾馆见到丁玲。“为边陲优秀儿女挂奖章活动”正在那里举行。一头银发的丁玲站在话筒前，发表了十来分钟的即席讲话。趁她休息之际，我去找她，想跟她约个时间，请她谈一谈姚蓬子。
“我正忙，眼下没有时间。”她对我说道，“我已经写完一部回忆录，其中有许多地方谈到姚蓬子。你看了回忆录之后，有什么地方觉得不明白或者不详细，我们再约时间谈。”
我为她拍了照片。
不料，我还没有读到她的回忆录，她却于1986年3月4日病逝。
在她离世后一年，她的遗著《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发表了。我细读全文，果真，内中许多地方提到姚蓬子，也谈到徐恩曾。特别是其中《与姚蓬子为邻》一节，详细写及姚蓬子。可惜，有些觉得不明白的地方，已经无法请教丁玲了。
在这里，我只能摘录丁玲的回忆录来代替对她的采访。
丁玲称徐恩曾为“笑面虎”。她在《徐恩曾的出现》一节里，是这样描述“笑面虎”的形象的—
快到6月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徐科长来看你了。”我一下没有听清，也没意识到徐科长是何许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里的砖地，继续玩着我的老玩艺儿。这时从小墙门的门外转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大约是个官吧。他看见我没有站起来，也没理他，便自个儿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他把徐科长三个字说得很重，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个国民党的小科长什么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官，既然出面来找我，我还是应该理理他。我便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他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他还是像过去那些官员一样问我道：“生活怎么样？”我也还是那么答：“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了上什么！”到底是科长，他倒很会说，他道：“不要这样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心你。”我说：“胡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头解释：“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道：“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这是耍的什么花招？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装着无所动心的样子，不说话。他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他一口气说了这样多，停住了，眼睛看着我，在观察我。我懂得了，这是比过去来过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的一个人，可能是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的对手，是一只笑面虎，是真正的敌人。……
丁玲又以翔实而生动的笔调，描述了她与姚蓬子的认识、交往，描绘了姚蓬子的叛徒形象—
回想还是在1928年，天气还冷的时候，沈从文和我一同从上海去松江，参加施蛰存先生的结婚典礼。他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在施先生那里，我们认识了姚蓬子。回上海后，姚就常来我家作客。他那时住在法租界马浪路，我们住在萨坡赛路（今上海淡水路—引者注），相距很近，又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1930年春，上海筹备成立左联，蓬子常常把左联的消息带来，他自己是否参加了筹备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谈鲁迅、讲左联的一些筹备人，冯乃超罗，冯雪峰罗，柔石罗等等。他们似乎很接近。这些消息很能安慰我那时独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后来我去了济南，不久又和胡也频从济南回到上海。我们决定参加左联，便是潘汉年和他一起来我们家里和我们谈话的。1931年夏天，我接受组织委托，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姚蓬子和沈起予被分配协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负责印刷及校对。因此他和我就经常有联系。1932年夏季，他主编《文学月报》。只两期，便被文委负责人冯雪峰把他免职，他就离开左联，到潘汉年负责的互济会做地下工作去了。从此，我许久都未再见他的面。
我一搬进明瓦廊（丁玲于1933年5月14日晚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家中被捕，押往南京。这年冬天，被软禁于莫干山。1933年底，被押回南京，软禁于“曹先生家”。1934年4月，丁玲的母亲和丁玲的四岁儿子祖麟被从湖南接到南京同住，于是，在5月13日迁往明瓦廊—引者注），忽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即姚文元—引者注）已经先住在这里了，我不免大吃一惊，脑子里都来不及转一下，就觉得欣喜非常。这是在上海认识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志啊！我一下跳到他们面前，大声叫唤，我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讲，有许多事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我最亲的人，是我梦寐以求的人。可是他们，却显得十分冷淡。姚蓬子低头走进里屋，他的妻子敷衍着我。我一点不理解，我想问他们，我有一连串的事要问他们。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他们怎么落到这般田地？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好像很沉闷，看样子，他们不会告诉我什么。我只好颓丧地回到我自己的那间房子里。
第二天，冯达（丁玲的丈夫胡也频在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不久，丁玲与冯达结婚。冯达原为史沫特莱的秘书，中共党员。1933年5月14日晚，丁玲和他同时被捕，事后丁玲才知，是冯达告密，国民党特务才知道她的地址—引者注）拿来一张当天的报纸，我一翻，一条触目的启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我赶忙读下去，当时引起我的愤怒、惊异、慨叹和鄙视，真难以形容。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他写的。后来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他写的。这一纸宣言引起我联想到他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表现。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贯的思想感情。现在想来，说实在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党内呆的时间不短（他什么时候入党的，是在参加左联之前还是在左联成立之后，我记不清楚了），我以为他不过跑进共产党来混了一阵，就像他兴致高时去跑一次赌场那样混过一段时间而已。他平日是一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有时高兴，他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再呢，就是沉默不语。现在看到他的启事，我很为他难受。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了，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趁这个时候向人民发“宣言”。何况在“宣言”中说了明显的谎话，说什么把希望放在国民党、放在三民主义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假三民主义会有什么好感。他无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国民党网开一面，饶他一命而已。蓬子！我们过去虽然曾是朋友，一同战斗过，但现在，我们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大约有一个月之久，我们虽然住在一幢堂屋里，我们的房门对着房门，但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清晨，不知他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就出门了。夜晚总在我睡后很久才回来。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对他只是完全顺从，是一件附属品。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姚蓬子才逐渐留在家里，而且找我说话了。他对我诉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他告诉我他是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的。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了，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还说过去他很早就同潘汉年（潘汉年领导他的工作）约好，万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这样准备着的。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见有一些比他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他看到李竹声，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那个留守上海在临时中央主持善后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自首，为自己留下一条活命，他就产生一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感情已逐渐平复，不管他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看透了他，我们是两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尽管我不免为此难过，但我却已把对他的同情、怜惜，一个同志的热情，一点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国民党以为他仍会是我的好朋友，认为他对此刻的我将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妄想我逐渐可以发生变化，变得与姚蓬子一样投靠他们，变为安分守己、老老实实、驯驯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种想法，既然他已经不是我的战友，他是在为敌人做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来欺骗国民党呢？这种想法和做法，我当时并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冯达的一点影响。我十分痛苦，但却逐渐习惯有这样的看法、想法，并逐渐尝试着以此来对待姚蓬子。我本来是一个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简单的人，
但现在处在如此艰难复杂的社会里，为了应付环境，要斗争生存，要战胜敌人，迫使我不得不也变得复杂起来，变得稍稍聪明一点。对姚蓬子是这样，对原是我丈夫的冯达，何尝不也是这样呢。
自然，我一直没有因为我，而要蓬子或冯达再干什么对党和革命有损的坏事。直到1936年我秘密离开南京时，我仍然希望他们不要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得太远，我希望他们珍视自己的余生，努力争取将来能有回头是岸，立功赎罪的机会与可能。
丁玲的以上回忆，弥足珍贵，她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姚蓬子，写出了姚蓬子从投机革命到沦为叛徒的思想过程。八旬高龄的丁玲在离开人间之前，为世人留下了储存在她的脑海中的重要史料。
在回忆录中，丁玲还曾提及：
1934年5月间的一天，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曾“光临明瓦廊”，“说是特来看望我和姚蓬子的”。
1934年9月底，丁玲生了女儿祖慧。10月半，丁玲出院，迁往南京“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小楼，上下各三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姚蓬子一家住楼下”。
1935年春，她和姚蓬子两家人迁往南京中山门外的小村庄—苜蓿园。“这幢五间房的茅屋，茅屋周围有些空地，竹子围篱。屋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有点像隐士的居处，恰合我意”。
1935年秋，丁玲在苜蓿园患伤寒病。为了住院治疗，“只得向姚蓬子暂借二百元”。冬，丁玲病愈，她的母亲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一共也才有二百来元，我一起拿来还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钱收下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芜湖日报》（似应为《大江日报》—引者注）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我推脱说，日子可以过得去，拒绝了。我心里想：《芜湖日报》不是国民党报纸吗？我现在落在国民党的陷阱里，在敌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动，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我的感情也决不允许我在国民党的报纸或刊物上发表”。
1936年5月，丁玲去北平找党的关系。“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会悟（即李达夫人—引者注）的打算，说大约两个星期可以回来。我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启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这事报告了国民党和怎样报告的，我都不知道”。
从北平归来，“回到南京，我总算把姚蓬子的询问对付过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没有很多朋友，只认识一个王会悟。至于王一知（丁玲的同学，共产党员—引者注）的情况，以及她与我的关系，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更不会想到我能找到曹靖华”。
就在丁玲回到南京“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天翼忽然来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谈得很热闹。他找着一个机会，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我跑回后房，急忙展开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没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认出这是冯雪峰的笔迹，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点也不敢暴露我此时的喜悦之情，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找了一个间隙同张天翼约好再见面的地点。幸好姚蓬子粗心，一点也没有看出破绽”。
丁玲在翌日秘密地与张天翼相见于一家小咖啡馆。在几天后，前往上海，会见了胡风和冯雪峰，接上了中断了三年的组织关系。然后，又回到南京。“这次回来自然引起了姚蓬子与冯达的注意与询问。姚蓬子很关心的样子，几次问我，见到鲁迅没有？见到茅盾没有？我始终说这次我去上海，还去了苏州，玩了一趟，看电影，坐双层公共汽车，什么人也没有去找，根本不想见人，玩得兴致勃然”。
姚蓬子当然把丁玲的动向报告了徐恩曾。“不久姚蓬子又告诉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谈话”。
丁玲终于挣脱了徐恩曾的陷阱，挣脱了姚蓬子的监视，出走上海，前往延安。
经过严格的审查，1940年10月4日在延安，由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陈云、李富春签署《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指出：“……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后来，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和审查，仍“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
中国大陆解放后，徐恩曾逃到了台湾。当他年事渐高，曾写下回忆录《暗斗》，用英文出版。在《暗斗》中，徐恩曾写道：“后来确知丁玲走了（去了延安），为了我的宽大我受了批评，我没有对于一个‘政敌’作了足够的限制，我对待她比对待我自己的同志更好，我完全接受了这些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