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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跨进《萌芽》编辑部

姚文元盘算着,怎样挤进上海文艺界。他悄然把那13篇批胡风的文章,整整齐齐剪贴成一本。在他看来,这已成了他进入上海文艺界的敲门砖和垫脚石。

1956年,春风徐徐吹拂着上海巨鹿路。姚文元手持那册自己装订的剪报集,步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大门。

姚文元来到设在那里的《文艺月报》编辑部,希望成为那里的一名编辑。

非常遗憾,《文艺月报》编辑部答复说,已有三位文艺理论编辑,满员了,不需要另添新手。

他想起了张春桥。自从他挨批判之后,听说单位领导已把他的情况跟《解放日报》打过招呼,他也就不敢再去找张春桥。此刻,他想,进不了《文艺月报》,能不能进《解放日报》?

又非常遗憾,张春桥已于1955年秋调离《解放日报》社,家也从香山路搬走了。

在电话里,张春桥告诉他重要的消息:“上海作协正在筹办《萌芽》半月刊,准备在今年7月出版创刊号。那是个青年文学刊物,人手正缺,你去那里最合适。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说一声……”

在患难之中,张春桥拉了姚文元一把,使姚文元感激涕零。

终于,在1956年5月,姚文元被借调到《萌芽》编辑部。所谓借调,是指姚文元仍属中共卢湾区委干部编制,暂时借往《萌芽》杂志社工作。

姚文元如愿以偿,哼着歌儿前往《萌芽》编辑部。

不过,到了那里,这位“青年文艺理论家”小受委屈:分配他当诗歌编辑—他对诗一窍不通。

好在只要当上编辑,也就很不错了,姚文元并不计较。在他看来,《萌芽》的牌子要比什么“卢湾区委职工教育科长”响得多。他写信,爱用印着“萌芽”绿字的信封;他写稿,爱用印着“萌芽”的稿纸……

走出审讯室的姚蓬子,得知儿子升迁,格外的欣喜。他笑着对儿子说:“这叫‘子承父业’!整整25年前—1931年1月,左联在上海创办了《萌芽》文艺月刊。主编是鲁迅,我是兼职编辑。也就在我编《萌芽》那一年,你出生了。算起来,你竟跟《萌芽》杂志同龄!真想不到,25年后的今天,你也成了《萌芽》的编辑,巧,巧,真巧……”

姚蓬子抚今追昔,感叹起来:“很可惜,当年的《萌芽》只办了五期,就给国民党查禁了。后来改名《新地》,只出了一期,就关门了。……唉,唉,想不到,你会成为新《萌芽》的编辑。你不要为当诗歌编辑不高兴。如果叫我当,就会高兴得跳起来。我像你这样的年纪,整天爱读诗,写诗。唉—,诗是青春的火花。如今,老啰,再没有心绪写诗了……”

说到这里,姚蓬子感伤起来,长吁短叹,懊恼而颓唐……

姚文元终于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沉默。1955年6月18日,他在《新闻日报》发表了《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之后,他的名字在报刊上消失了。1956年6月30日,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解放日报》上,题为《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

中国的“阶级斗争”的风,总是一阵一阵的。1956年是个夹在两阵风之间的年头—1955年的“反胡风”斗争,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6年是中国政治气候缓和的一年。中共八大就是在这一年召开,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一方面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挨过批判受过整,重新复出的姚文元,写文章不那么“左”了。

就拿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152]来说,毫无火药味:

“……首先就要反对意气相急,反对粗暴武断,反对不能忍受批评,反对不重视学术问题上真正的研究和争论的作风。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条指示,应当成为开展自由讨论中的座右铭。……”

姚文元要把“不靠吓人吃饭”、“靠科学吃饭”作为“座右铭”,这真不容易哪!

1956年6月3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报上复出以来,他的棍子暂且收了起来。他这时发表的杂文有《江水和葡萄酒》、《对生活冷淡的人》、《学习鲁迅反八股和反教条主义的精神》、《僮族青年的歌声》、《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谈猎奇心理》、《致埃及兄弟》、《电车上的杂感》、《馆子里的杂感》……

复出半年以来,姚文元的脚跟渐渐站稳。

[129]1986年8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作家王若望。

[130]1986年8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作家王若望。

[131]据陈东林:《冯雪峰与姚文元父子》,《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

[132]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姚蓬子胞妹姚舞雁。

[133]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姚蓬子胞妹姚舞雁。

[134]1986年7月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老作家任钧教授。

[135]也有人称,姚蓬子的入党介绍人是宣中华,但是宣中华于1927年4月17日牺牲于上海龙华,而姚蓬子的入党时间为1927年年底。

[136]有人称姚蓬子担任“中共华北特委书记”,但是并无确证,而姚蓬子任“河北交通”,则见诸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

[137]姚克:《“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上海滩》1996年12期。

[138]1988年2月29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楼适夷。

[139]1988年9月8日下午,叶永烈采访施蛰存于上海。

[140]经查阅档案材料,汤静逸曾于1967年11月6日写了《关于姚蓬子叛充反动派文化特务的情况》,1968年1月12日写了《有关姚蓬子和中统的关系问题》。

[141]1987年10月13日,叶永烈采访国民党中将汤静逸于上海。

[142]1988年2月29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楼适夷。

[143]1992年10月10日采访。

[144]孟真:《中统与我》,载《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45]1988年2月29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楼适夷。

[146]实际上那三层楼房是建在英籍商人哈同的土地上,按照合同,房屋产权在1954年12月31日起归哈同公司所有。

[147]陈东林:《冯雪峰与姚文元父子》,《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

[148]陈佐辉、董生甫:《大同中学地下党开展革命文化活动片断》,《上海文史》1991年第3期。

[149]1986年9月7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崔震及支部书记冒金龙、孙尚志。

[150]据陈东林:《冯雪峰与姚文元父子》,《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

[151]1986年9月7日,叶永烈采访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崔震及支部书记冒金龙、孙尚志。

[152]1956年6月30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