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盘算着，怎样挤进上海文艺界。他悄然把那13篇批胡风的文章，整整齐齐剪贴成一本。在他看来，这已成了他进入上海文艺界的敲门砖和垫脚石。
1956年，春风徐徐吹拂着上海巨鹿路。姚文元手持那册自己装订的剪报集，步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大门。
姚文元来到设在那里的《文艺月报》编辑部，希望成为那里的一名编辑。
非常遗憾，《文艺月报》编辑部答复说，已有三位文艺理论编辑，满员了，不需要另添新手。
他想起了张春桥。自从他挨批判之后，听说单位领导已把他的情况跟《解放日报》打过招呼，他也就不敢再去找张春桥。此刻，他想，进不了《文艺月报》，能不能进《解放日报》？
又非常遗憾，张春桥已于1955年秋调离《解放日报》社，家也从香山路搬走了。
在电话里，张春桥告诉他重要的消息：“上海作协正在筹办《萌芽》半月刊，准备在今年7月出版创刊号。那是个青年文学刊物，人手正缺，你去那里最合适。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说一声……”
在患难之中，张春桥拉了姚文元一把，使姚文元感激涕零。
终于，在1956年5月，姚文元被借调到《萌芽》编辑部。所谓借调，是指姚文元仍属中共卢湾区委干部编制，暂时借往《萌芽》杂志社工作。
姚文元如愿以偿，哼着歌儿前往《萌芽》编辑部。
不过，到了那里，这位“青年文艺理论家”小受委屈：分配他当诗歌编辑—他对诗一窍不通。
好在只要当上编辑，也就很不错了，姚文元并不计较。在他看来，《萌芽》的牌子要比什么“卢湾区委职工教育科长”响得多。他写信，爱用印着“萌芽”绿字的信封；他写稿，爱用印着“萌芽”的稿纸……
走出审讯室的姚蓬子，得知儿子升迁，格外的欣喜。他笑着对儿子说：“这叫‘子承父业’！整整25年前—1931年1月，左联在上海创办了《萌芽》文艺月刊。主编是鲁迅，我是兼职编辑。也就在我编《萌芽》那一年，你出生了。算起来，你竟跟《萌芽》杂志同龄！真想不到，25年后的今天，你也成了《萌芽》的编辑，巧，巧，真巧……”
姚蓬子抚今追昔，感叹起来：“很可惜，当年的《萌芽》只办了五期，就给国民党查禁了。后来改名《新地》，只出了一期，就关门了。……唉，唉，想不到，你会成为新《萌芽》的编辑。你不要为当诗歌编辑不高兴。如果叫我当，就会高兴得跳起来。我像你这样的年纪，整天爱读诗，写诗。唉—，诗是青春的火花。如今，老啰，再没有心绪写诗了……”
说到这里，姚蓬子感伤起来，长吁短叹，懊恼而颓唐……
姚文元终于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沉默。1955年6月18日，他在《新闻日报》发表了《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之后，他的名字在报刊上消失了。1956年6月30日，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解放日报》上，题为《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
中国的“阶级斗争”的风，总是一阵一阵的。1956年是个夹在两阵风之间的年头—1955年的“反胡风”斗争，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6年是中国政治气候缓和的一年。中共八大就是在这一年召开，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一方面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挨过批判受过整，重新复出的姚文元，写文章不那么“左”了。
就拿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152]来说，毫无火药味：
“……首先就要反对意气相急，反对粗暴武断，反对不能忍受批评，反对不重视学术问题上真正的研究和争论的作风。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条指示，应当成为开展自由讨论中的座右铭。……”
姚文元要把“不靠吓人吃饭”、“靠科学吃饭”作为“座右铭”，这真不容易哪！
1956年6月3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报上复出以来，他的棍子暂且收了起来。他这时发表的杂文有《江水和葡萄酒》、《对生活冷淡的人》、《学习鲁迅反八股和反教条主义的精神》、《僮族青年的歌声》、《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谈猎奇心理》、《致埃及兄弟》、《电车上的杂感》、《馆子里的杂感》……
复出半年以来，姚文元的脚跟渐渐站稳。
[129]1986年8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作家王若望。
[130]1986年8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作家王若望。
[131]据陈东林：《冯雪峰与姚文元父子》，《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
[132]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姚蓬子胞妹姚舞雁。
[133]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姚蓬子胞妹姚舞雁。
[134]1986年7月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老作家任钧教授。
[135]也有人称，姚蓬子的入党介绍人是宣中华，但是宣中华于1927年4月17日牺牲于上海龙华，而姚蓬子的入党时间为1927年年底。
[136]有人称姚蓬子担任“中共华北特委书记”，但是并无确证，而姚蓬子任“河北交通”，则见诸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
[137]姚克：《“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上海滩》1996年12期。
[138]1988年2月29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楼适夷。
[139]1988年9月8日下午，叶永烈采访施蛰存于上海。
[140]经查阅档案材料，汤静逸曾于1967年11月6日写了《关于姚蓬子叛充反动派文化特务的情况》，1968年1月12日写了《有关姚蓬子和中统的关系问题》。
[141]1987年10月13日，叶永烈采访国民党中将汤静逸于上海。
[142]1988年2月29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楼适夷。
[143]1992年10月10日采访。
[144]孟真：《中统与我》，载《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45]1988年2月29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楼适夷。
[146]实际上那三层楼房是建在英籍商人哈同的土地上，按照合同，房屋产权在1954年12月31日起归哈同公司所有。
[147]陈东林：《冯雪峰与姚文元父子》，《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
[148]陈佐辉、董生甫：《大同中学地下党开展革命文化活动片断》，《上海文史》1991年第3期。
[149]1986年9月7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崔震及支部书记冒金龙、孙尚志。
[150]据陈东林：《冯雪峰与姚文元父子》，《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
[151]1986年9月7日，叶永烈采访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崔震及支部书记冒金龙、孙尚志。
[152]1956年6月30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