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姚文元在父亲的提携之下，见过鲁迅，见过瞿秋白，可是那时的姚文元乳臭未干，尚在牙牙学语之际。然而，胡风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姚蓬子常常让儿子给胡风送稿子、送清样、送书，十几岁的姚文元已经知道什么是大作家了。姚蓬子把儿子当作交通员，为的是让儿子早早结交文艺界巨星。
每当胡风来作家书屋闲坐，姚蓬子也总是把儿子喊来作陪旁听大作家的高谈阔论，以求受到文学的熏陶。
自从《百炼成钢》告吹之后，姚文元把目光转向胡风。
油汗淫淫，姚文元在家中底楼的书房里，翻找着胡风著作。
姚蓬子成了他的老师，指点着他怎样研究胡风著作。
在机关里，姚文元传出风声，他要给机关干部作一次文艺讲座：论胡风文艺思想。
大抵由于姚文元的口才太差，他似乎忙着以笔代口，写起长长的讲稿。因为是为机关里准备讲座，所以他在上班时间，也忙于写讲稿。
其实，“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姚文元哪里会把给机关干部作讲座放在心中，他在起劲地写一部厚厚的文艺理论著作：《论胡风文艺思想》。
他想，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出不了，出版一部长篇文艺理论著作也能在文坛崭露头角。
说实在的，姚文元的运气实在太糟糕：就在他对胡风文艺思想心领神会、烂熟于胸，就在他的《论胡风文艺思想》写得差不多的时候，忽然文坛风向大变！
在1954年下半年，中国文坛风波迭起：先是俞平伯在《红楼梦》中的研究观点，遭到了批判。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联席会议。渐渐地，批判的矛头转向了胡风。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其中的第三部分便是“胡风观点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读着周扬的报告，冷汗湿衣衫，姚文元先是震惊，继而沮丧，辛辛苦苦写成的《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不言而喻，泡汤了！
细思量，姚文元却又暗自庆幸起来：多亏他的讲座还没有讲，讲稿也未曾送出版社。须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讲出去的话，发出去的文章，如同泼出去的水。所幸水尚在盆中，盆尚在手中！
震惊过去了。沮丧过去了。庆幸过去了。姚文元之所以成为姚文元，在这关键的时候，显示了他的特点。
子肖其父。姚文元跟他的父亲一样，最拿手的好戏，莫过于“反戈一击”！
别以为直到“文革”，才发明“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姚氏父子早就谙熟“反戈一击”之法。
姚文元在1956年7月24日《新闻日报》上发表的《理论家和墙头草》一文，倒是他的绝妙的自我写照。那篇文章中，姚文元写了这么一位“猫先生”：
那天晚上，猫先生的愿望在梦中实现了。他梦见自己变成一棵根扎得很浅的野草插在短墙上，在风中得意的摇摆。东来西倒，西来东倒，一点也不受拘束。他乐得唱起歌来：
我是一个最优秀的理论家，
什么风浪袭来我都不害怕，
因为我已变成一颗（应为棵—引者注）墙头草，
哪边风大我马上往那边斜……
歌未毕，突然一股强烈的风从南方吹来，他就顺着风向猛烈的向北倾斜，几乎成为九十度，表示他的正确性；可是他斜得太厉害，本来很浅浅的根竟有一小半从土中脱出来了；这时北方又吹来一股大风，他就向南方猛烈的弯腰，这一下弯得太厉害，竟把根全部从浅浅的土中拔起来，没有等到第三次弯腰，他就摇摇晃晃从墙头一头倒栽下来。
“救命！”理论家大喊起来，浑身渗透了淋淋的冷汗，连毛都粘在一起了……
这位“理论家”猫先生是谁？正是姚文元自己！
见风使舵，已成为姚文元的“理论”的诀窍。这位“理论家”最初的精彩表演，便是从“颂胡风”一下子倒向“反胡风”。
姚文元对胡风打了第一枪—在北京《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一文。
这是一篇以《文艺报》通讯员的身份写的文章，口气却不小，不仅胡风受到斥骂，而且连《文艺报》也捎带着被批评了一通：
老实说，我对《文艺报》最大的意见之一，就是没有对胡风先生的理论进行持续的彻底的斗争。胡风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学理论是能迷惑一些人的，但《文艺报》只公开发表了林默涵同志和何其芳同志两篇文章后就停止了。实际上几年来问题一直存在……胡风先生已经站到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已经站到侮诬蔑党的立场上去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是一个《文艺报》的通讯员。我认为《文艺报》的通讯工作（特别是近一年来）是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的。据我的看法，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忽视新生力量，不相信群众中会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这种骄傲自满的权威情绪终于使通讯员和《文艺报》的联系一天天削弱，使《文艺报》日益脱离广大群众……
姚文元此文写于1954年12月16日深夜，是“看到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扬同志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以后，我感到非常必要和胡风先生的观点划清界限”，于是急急忙忙赶着政治浪潮而写。他自命为“新生力量”，要在反胡风运动中大显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