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回上海，勾起了江青对上海的无限怀念。她，自从1937年离开上海，已经整整12年没有回到这座令她日思梦想的大都市。
很遗憾，毛泽东只派她为宋庆龄送行。倘若那次毛泽东派往上海专程问候宋庆龄的不是邓颖超，而是她……
然而，江青能够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为宋庆龄送行，已经是很大的满足了。邓颖超毕竟是邓颖超，她不仅是周恩来的发妻，而且当时担任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跟邓颖超相比，江青差远了！如她后来在“文革”中所说，当时她只是一个“普通党员”。
开国之初，江青是个“闲人”。毛泽东却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高度繁忙时刻。他自1949年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直至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都在苏联与斯大林进行会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毛泽东如此忙碌的时刻，1950年元旦，江青向远在苏联的毛泽东发去电报，提出请求，到“新解放区”看一看。
江青所谓的“新解放区”，实际上也就是指上海。
1950年1月4日，毛泽东从苏联复电在国内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刘少奇。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1月1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毛泽东 1月4日上午四时[159]
从毛泽东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那时江青想独自外出工作，不那么容易：
第一，必须征得毛泽东同意；
第二，“须得少奇同志同意”；
第三，“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廖鲁言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
第四，“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
第五，“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
第六，“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
由此可见，江青当时外出受到种种约束。
然而，她毕竟是“第一夫人”。在她到达上海的时候，受到饶漱石的亲自欢迎！
饶漱石称她为“朝廷特使”！
关于江青第一次重返上海的情况，几乎不为人们所知。所幸在美国记者维特克访问江青时，江青倒是细细地谈及此事，算是填补了这一空白。
从江青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她第一次回上海，主要是由饶漱石负责接待。尽管饶漱石尽了“地主之谊”，而江青对他并无好感。
后来，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样加以记述：
由于渴望参加中国东部的土地改革运动，她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上海她很熟悉，但已有十二年没有造访了。虽然她知道它的管理和文化生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她看到时还是非常激动。
……
她大多是与饶漱石打交道。一到上海，她就告诉他她想直接下到农村，开始有关土改的调查。他以许多特务正在附近活动而无法保证她的个人安全为由阻止她。
他频繁地来看她。有一天她决定去上海市区逛商店。在她离开之前，饶漱石坚持陪她去百货商场，不管她是否想单独去。从那以后，她不是被一个安全局（应为公安局—引者注）的局长就是饶漱石书记亲自陪同。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是被持枪的秘密特工所包围，使她感到好像要被绑架，总使她回忆起早年在上海的日子里惊恐的感觉。
饶漱石把她安排在被称作胜利大厦的饭店内。为了继续监视她，他决定在她停留上海期间也住在那儿。开始她被安排了一间朝南和有暖气的房间。她强调说，那年冬天房间温度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她仍然虚弱。但是饶漱石已经意识到她房间的位置使她能够与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接触，当时他想断绝她与政权之外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的来往。此外，如果她感到不舒服，她可以离开。他改变了房间的分配，他住进了朝南的最好的房子，她被移进了饭店的一翼，朝北而且没有暖气。房间非常冷而且没有阳光。为了保暖，她穿上了她所有的衣服，把自己裹在所有她能找到的被褥里。“看医生”，在她最后向他强调她的病痛和发烧后他说。这不是她想要的解决办法，所以她就坚持着喝大量的水来退烧，最后他妥协了，允许她住一间有暖气的房间。
既然她不能到任何地方，她就求助上海市市长陈毅（他解放了上海和她的老家山东），告诉他，她感到灰心丧气。他鼓励她出来见一些文化圈里的人士，她对这个圈子有着个人和职业上的密切关系。因为太忙不能陪同她，陈毅指派副市长潘汉年陪她去剧院、电影院和参加发生在那时的其他的文化活动。
从饶漱石统治中国东部地区以来，他已经显示出对她的负责，但是又不知怎样能使她很自然地感到高兴。一天他邀请她参加他主持的党委扩大会议，首先把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是使一个女人感到舒服自在，而是降低了她的身份。在会议上，他坐在江青对面，当介绍时戏谑地称她为“朝廷特使”。这激怒了她，但她没说什么。
笔者在读《陈丕显回忆录》时，却发现他在书中提及了江青1950年的上海之行，而且陈丕显的回忆明显与维特克的记述不同。陈丕显回忆说：
1950年的时候，江青情绪不好，老跟毛主席闹别扭。陈老总就向毛主席建议：让江青到华东来，搞调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赞成。江青问主席：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主席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陪江青来的就一个随员—孙勇，后来任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当时，江青为了安全，不愿住在当地的招待所，就住在我家小楼二楼整理出来的书房里。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还是处得很正常的。[160]
按照陈丕显的回忆，江青并没有住在胜利大厦，而是住在陈丕显家二楼的书房里。1949年12月至1954年8月，陈丕显在上海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
江青曾一度离开上海，前往无锡。在那里，据说她考察了茶叶业和丝绸业。
她又从无锡返回上海，再从上海前往北京──她终于进行了第一次独立的外出工作。
江青在从上海返回北京途中，悄然在济南下车。这是她去延安之后第一次返回济南。
关于江青乘“去新区看一看”，回到济南，这在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李干卿在1976年12月15日所写的一份材料中，可以得到证实：
解放后，我和江青有多次见面。我先后去北京两次，江青来济南五六次。1949年江青来济南时，我对江青说：“因你从香港给我寄钱来，宪兵队把我找了去，打我，让我给你写了两封信，你收到了吗？”江青说：“我都知道了，以后不要再说这些事啦。”1959年我去北京，住了四十天，江青把我接到中南海谈话。同年秋，江青来济南，我向他谈了济南铁路局要审查我的历史问题。江青说：“你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后来我又给江青写信，说有人找我的麻烦。1960年5月12日江青回信说：“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可以完全不理。”1973年我第二次去北京，住了十六天，江青在人大会堂接见我，送给我二斤茶叶，一架进口的照像机。对我的生活也有一些照顾，1969年把我的工资由六十四元五角提到八十三元，住房由两间增加到六间，还免收房费。
李干卿 1976年12月15日
李干卿所说的“1949年江青来济南”，就是江青“去新区看一看”这一次。
江青回到济南，令她最为痛心的是，她的母亲李栾氏已经去世。
江青从小对母亲的感情极深，尤其是见到母亲受到父亲的欺凌，她非常同情母亲。何况母亲在很艰难的处境中把她拉扯成人。她很想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然而，就在江青荣归故里前一年──1948年初，李栾氏病故。
江青在哥哥李干卿以及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母亲墓前。江青大哭一场──哭她母亲没有福气，没有享到女儿的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