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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武训传》江青“露峥嵘”

1951年的形势,已经与1950年不同。1951年,文艺界已经从建国之初的忙乱中走过来,开始抓批判工作。

1951年1月10日,《文艺报》载文批判了三部作品,即《愤怒的火箭》、《驴大夫》、《不拿枪的敌人》。

2月10日,《文艺报》刊载陈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4月,报刊对电影《荣誉属于谁》开展批判。

于是,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就提到了日程上。

4月25日,《文艺报》发表贾霁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打响了批判《武训传》的第一炮。

5月10日,《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把批判之火引伸到陶行知头上。同日《文艺报》还发表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

《人民日报》在5月15日、16日转载了《文艺报》上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大家对这部影片进行深入讨论。这意味着中共中央机关报注视着电影《武训传》。

四天之后—5月20日,异乎寻常的情况发生了,《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是头一遭。

社论的措辞严厉,行文如高屋建瓴,看得出非出自等闲之辈笔下。事隔26年之后,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1977年出版时,人们见到这篇社论收入其中,方知文章出自菊香书屋。

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在批判了《武训传》之后,笔锋一转,社论说了一番全局性的话,对文化界的领导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社论扭转乾坤,成为全国解放后文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社论中还开列了长长的名单,点名批评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位作者。这为开展大批判树立了箭靶。

原本为《武训传》叫过好的《大众电影》编辑部、戴白韬、梅朵等,纷纷登报公开检讨。就连郭沫若也牵涉进去了,因为他曾为《武训画传》题签并作序。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

电影《武训传》编导孙瑜、主演赵丹,当然成了重点人物,连连检讨。

昆仑影业公司通电各地,停映《武训传》。

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

周扬也只得顺应潮流,8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8月26日,夏衍也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工作》。

在批判高潮之中,江青做了一桩颇为得意的事:她向毛泽东提出,要去山东调查武训的历史。她说,她是山东人,能讲一口山东话,回老家活动方便,以“李进”的名字出现,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毛泽东同意了。

江青的行动计划被周扬得知,周扬派出他的秘书钟惦棐,协助江青工作。

《人民日报》得知这一情况,也决定派人参加。

这么一来,在1951年6月,便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总共13人,江青以“李进”之名,参与其中。

这13人是: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平原省在1949年设置,1952年撤消,包括鲁西、豫北、冀南等地),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

当江青离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亲自送江青到火车站,只是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到了火车站时,毛泽东没有下轿车。不过,毛泽东亲自为江青送行,足以表明对于江青的山东调查之行的重视和支持。

调查团在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当地知道调查团的来意,也听说李进的特殊身份,也就顺着调查者的需要,提供种种材料。

调查团返京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最后经毛泽东修改,于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在《人民日报》连载,然后出版了小册子。

为了写《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袁水拍出了大力。毛泽东和江青曾经设家宴招待袁水拍,表示谢意。

毛泽东在1951年7月11日致函胡乔木,提及江青:

乔木同志:

此件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 7月11日[161]

毛泽东所说的“此件”,就是《武训历史调查记》。

毛泽东嘱把清样连同原稿交江青,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主持这一调查的是江青。

《武训历史调查记》共分五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毛泽东对每一部分都作了仔细修改。

《武训历史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晋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武训历史调查记》完全否定了武训其人,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电影《武训传》。

批判电影《武训传》,对电影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据夏衍回忆说:“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162]

夏衍还说,当时电影厂流行一句话:“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

平心而论,电影《武训传》在那样大动荡的岁月中艰难地拍摄,就影片本身来说,确实显得粗糙,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然而,孙瑜、赵丹都是左翼电影工作者,用意是好的。倘若考虑到影片的历史原因,不应该那样粗暴地对影片大加挞伐。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左”的思潮的初露头角,后来日渐发展,直至“文革”恶性膨胀。

1985年,当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之际,胡乔木作了一番讲话。讲话中有陶行知谈及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这番话,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当年批判《武训传》所持的否定态度:

1951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讨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这需要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在不抱任何成见的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拍这部电影是在党和进步文化界支持下决定和进行的。如果这个决定不妥,责任也不在他们两位和其他参加者的身上。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163]

江青对于批判电影《武训传》颇为得意,“锁在烟雾中”的“奇峰”,终于“偶尔露峥嵘”。她借助毛泽东的权威,一下子使周扬、夏衍这班当年她的上司纷纷检讨,使那个给唐纳写诗的陶行知长眠地下也不得安宁,使赵丹也尝到她的厉害。她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实际上成为这个调查团的领导。她开始探头探脑,尝试着干预政治了。

笔者在采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上海科学院副院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的汪猷教授(汪猷之妻李秀明,是李淑一的胞妹。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是毛泽东的好友)时,他谈及有趣的一幕:

毛泽东来沪时,接见上海知识界人士,汪猷在座。那天,赵丹亦在应邀之列。当赵丹进来时,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他来,说道:“你不就是演《武训传》的赵丹吗?”不料,毛泽东此言,使赵丹顿时满脸通红—因为电影《武训传》正在挨批!毛泽东迅即发现赵丹的尴尬之状,哈哈大笑起来,四座皆笑。赵丹亦笑,在笑声中赵丹解脱了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