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次“露峥嵘”的那些日子里，江青显得那么忙碌。
1951年7月28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江青点名批判了电影《荣誉属于谁》。
9月初，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江青点了副部长周扬和胡乔木的名，说他们“抗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9月6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江青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意见，表示支持。
10月，江青向中共中央反映，经她在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做了“大量调查”，发现周扬在领导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建议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先开“小型整风会”。会上，江青尖锐地批评了周扬。会后，周扬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青益发对周扬耿耿于怀。无奈，在12月，周扬不得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电影《武训传》作检查。
1952年初，江青建议就武训历史调查团调查所得的材料，创作京剧《宋景诗》。
这时的江青，大有“文革”初期那种批张三斗李四的味道──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的江青是50年代初期江青的重演。
就在江青一次次抛头露脸之际，在1952年2月，这江上“奇峰”忽地又“锁在烟雾中”了！
江青由前台退回幕后，其原因是她病了。
江青这次生病，最初是感冒引起的。
1951年9月初，她从山东回到北京，又决定去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 江青在苏联
毛泽东同意她参加土改运动，她被安排到湖北农村。她随李先念等乘火车从北京前往武汉。
为了她的安全，李先念只让江青在武汉近郊参加土改。她仍以“李进”的名字出现在土改工作组。
天气日渐转冷。在一场寒潮袭来时，江青感冒了。由感冒而咳嗽，进而演变成为支气管炎。她不得不从近郊农村回到武昌治病。
她终于病倒，终日发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
她从武汉回到了北京。在北京，经大夫会诊，她患慢性胆囊炎，肝也不好。
虽说这是常见病，北京的医院完全可以为她治疗，不过，她仍要求去苏联动手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这样，1952年8月，她飞往苏联，又住进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别墅。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记述了江青回忆第二次去苏联治病的情形：
苏联医生直接把她送进了外科实验室去探查她的肝脏，但没有除去积聚在胆囊里的水。经过外科抽样检查，提出治疗方案。她再一次被送到苏联南方的她所讨厌的雅尔塔。为了减退不断的高烧，她被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每次两千万单位，这样的剂量和次数只使得她感到更糟。她痛惜她个人完全没有权势，但她的抗议是完全徒劳的。
在那令人厌烦的雅尔塔冬天，她越来越思念家乡，但医生不让她回国。她想，他们要把她留在那里，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因没治好病而感到惭愧。最后，他们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安置在一个普通的医院里。后来她有幸被转移到了克里姆林宫里雄伟的宫廷医院，那是为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准备的医院。
在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她再被转移到郊区疗养院，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他突然发病的消息。斯大林逝世的庄严宣告几乎使每一个苏联人民好几天都陷入在极大的感情紊乱之中。
在这紧要关头，负责江青病情的俄国警卫员、医生和护士说，他们的领袖之死至关重要，毛主席应和其他各国首脑一道来莫斯科参加葬礼。江青告诉他们说那不关她的事，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中共中央作出。
举行斯大林葬礼的那天，莫斯科的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毛主席虽然没有来，但发来了唁电。在这紧张的情况下，她仍与疗养院的其他病人一道守夜。她从她的窗口看到了殡仪队伍走向红场，路上排队行走的人群非常混乱，使她感到非常惊讶。她评论说：斯大林的失败之一，是思想上没有为他死的那天准备群众队伍。
当年担任江青翻译的卡尔图诺娃，在1992年俄罗斯《半人星马座》杂志第1至2期发表的回忆文章《我给江青当翻译》中，这么写及江青第二次去苏联治病的情况：
1953年2月底3月初，根据部领导的请求，我每天都带着斯大林的病情报告上她那儿去。对于他的逝世，她感到十分悲痛，并去过联盟大厦停放斯大林灵柩的大厅守灵。
有一天江青决定去看望在莫斯科长期养病的毛远叔（即毛岸青，当时化名杨永寿）。我知道远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有一段时间他的哥哥毛远福（即毛岸英，当时化名杨永福）和他同学，我们叫远叔“果里亚·远叔”，把他哥哥叫作“谢尔盖·远福”。但那时我们谁都不知道，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也许，除了柳芭·库兹涅佐娃（出嫁后随夫姓帕廖多钦娜），因为谢尔盖同她关系很好。很难说江青对他们怎么样。从前她从来没有在谈话中提起过他们。而现在，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江青却讲起了谢尔盖·远福在朝鲜牺牲的情况（讲到他时显得那么怀旧）。
毛远福在大学时就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我甚至可以说他是有天才的，又博览群书。我们，他的同学们，听说回国后他曾在一些问题上与父亲意见不一致。毛泽东就派他到满洲参加土改，以便让他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
江青在苏联休养了11个月，直到1953年秋才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