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贺子珍的身体得到康复，中共上海市委还安排贺子珍去青岛、庐山等地疗养。
从1958年7月起，至1966年9月，贺子珍在南昌市三纬路9号小院居住。[183]
笔者曾在南昌专访了这座小院，那是离中共江西省委只有咫尺之遥的幽静而又安全的所在。
贺子珍离开上海的原因，是由于陈毅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她迁居南昌，则是由于方志纯在江西任副省长。方志纯乃方志敏之弟，他的妻子朱丹华原是毛泽民之妻。另外，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也是贺子珍的老战友。他也邀请贺子珍到江西去。
毛泽民乃毛泽东的大弟弟，1943年死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手中。朱丹华与毛泽民在1940年结婚，生下儿子毛远新。贺子珍到江西，借助于方志纯、朱丹华以及杨尚奎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贺子珍身份的特殊，一面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一面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了医生、护士。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
“姨妈”在三纬路那幢小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经常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那里，而身边则带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是当年在长征途中她和毛泽东共用的。
她的住处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几百米而已。笔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里，参观了毛泽东住过的1号楼—毛泽东每一回途经南昌，总是住在那里。虽说不过一箭之隔，彼此却没有机会见面。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这是贺子珍自1937年以来22年间头一回见到毛泽东，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直至两人先后去世，都未曾会面。
见面的日子，通常说成“庐山会议期间”，这当然没错，只是不够精确。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载了毛、贺会面的日期，即7月8日[184]。李锐当时是毛泽东的通讯秘书。据他所记，毛泽东于6月23日抵湖南长沙，25日去故乡韶山，28日到武汉，29日上庐山。
关于毛、贺见面的最早公开披露，是1985年3月10日上海《文汇报》所载《毛泽东和贺子珍相会在庐山》一文[185]。不过，文中说“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显然不符合事实。文中又写及，当贺子珍步入庐山毛泽东住处时，“内厅里传出雷鸣般的吼声”，那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骁将”在“争吵”，亦即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争吵。实际上，庐山会议在7月23日才开始批判彭德怀，毛、彭不可能在7月8日就“争吵”。后来，关于毛、贺会面的比较真实准确的报道，是来自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曾志说出了毛泽东在庐山会晤贺子珍的原因，是因为她向毛泽东汇报了贺子珍的近况。
那时，陶铸带着夫人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上了庐山。陶铸听说冯白驹病了，正在南昌住院，就下山看望。冯白驹自1954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是陶铸的老朋友。但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被撤消了省委书记职务。
曾志和陶斯亮随陶铸一起下山。听说贺子珍在南昌闲居，曾志便带着女儿去看望。曾志当年也是井冈山的一员女将，跟贺子珍熟悉。
曾志一进门，贺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回忆起1937年她去西安时，曾见到写着曾志名字的行李，未能见到曾志……这一切都表明，贺子珍的记忆、精神都是正常的。
贺子珍问起曾志怎么会来南昌，曾志说起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贺子珍马上就问：“毛主席来了？”
曾志点点头。
贺子珍向曾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显得非常关心。
曾志回到庐山，向毛泽东说起了自己见到贺子珍。权延赤著《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记述了曾志的回忆：
“主席，”曾志见面就说，“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哦，”毛泽东一怔，马上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么，看不出精神病。”
毛泽东嘴唇翕动一下，两眼有些暗淡，显然，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湿润了，深深叹出声：“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应该见见。”曾志说得很干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生活。“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嘱咐，显然已经同意见面。
“放心！”曾志鼓劲说，“她不会知道。”
毛泽东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声交代：“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
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当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说：“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省省长方志纯（此时方志纯为江西省副省长。因为自1949年6月至1965年3月，江西省省长一直为邵式平。方志纯在1965年4月至“文革”初期任江西省省长）的爱人朱丹华接送贺子珍。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华是毛泽民烈士的遗孀。毛泽民牺牲后，她改嫁了方志纯。
水静和朱丹华陪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毛泽东居住的“美庐”。
水静和朱丹华上楼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轻声说：“你们可以走了。”
水静和朱丹华走后，卫士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也走。”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小时，又由水静和朱丹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后，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见面便急切地问：“谈得怎么样？”
“唉，不行。”毛泽东凄然叹息，“头脑还有毛病。”
“怎么有毛病？”曾志又关心又着急。
“她怪我对王明不对，说王明还要害我，让我小心王明。我吃药，她来抢，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在上海就不吃药……”
毛泽东讲不下去了，望着屋顶长长叹息，回忆着什么，眷恋着什么，伤感着什么……
本来，说好毛泽东在第二天还要见贺子珍，所以翌日早上贺子珍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
忽地有个工作人员进屋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即下山。回到南昌才知，毛泽东并没有下山。
22年阔别，22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从此，贺子珍再也无缘见到毛泽东。
她那么突然被送下山，在她心中一直是一团谜。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
据说，后来，才慢慢明白：那时，江青在杭州。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便连夜给毛泽东打长途电话，她立即从杭州赶来庐山！
毛泽东请贺子珍上庐山，曾严格封锁消息，关照过不让江青知道。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很少几个人之中，知道贺子珍上山。
是谁给江青通风报信？
贺子珍曾怀疑陈伯达。那是因为陈伯达后来倒台时，毛泽东在批判他时说及：“你在庐山上开会，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去干什么？”贺子珍在听传达毛泽东讲话时，马上联想起她被突然送下山一事，怀疑陈伯达下山，可能是给江青通风报信。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在庐山上开会”，并未点明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为在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共中央也曾在庐山召开过工作会议，陈伯达也是参加的。
如果不是陈伯达，究竟是谁向江青密报？须知，毛泽东会见贺子珍，严格保守机密，尤其是对江青保密，知道这件事的人，屈指可数，江青怎么会迅速知道呢？
直到最重要的当事人、杨尚奎夫人水静说出了内幕，这才冰释一切疑问……
“水静，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7月7日中午，尚奎郑重地对我说。
“什么事？怎么这么急？”我问。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又名朱丹华—引者注）一道去。”尚奎说得很严肃，“毛主席要见她。”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半天才反应过来。这本来是情理中的事，一旦成为事实，又觉得有些突然了。
“啊，这可太好了！”我几乎叫了起来。
“你听我说，”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我大声说话的手势，说道：“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主席强调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墅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又如此这般地作了许多具体的交代。
下午四点多钟，我便和朱旦华同志一道乘车下山。在车上，我们商量了一下用什么理由请贺子珍上山，并且统一说话口径，以免节外生枝。因为尚奎叮嘱，在见到主席之前，不要让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主要是怕她过于激动因而触发旧疾，并且说，这也是主席亲自交代的。
不到六点，我们便到了南昌。车过八一桥，便直向三纬路贺大姐的住所驶去。
大姐恰好在厅堂休息，一见我们进屋，又是让座，又是倒茶，非常热情。在问过大姐的生活起居之后，我便“言归正传”了。
“大姐，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我用一种传达指示的口气说，“我们俩刚从庐山下来，省委特地派我们来接你。”
大姐很高兴，说了一些感谢省委关心之类的话。见她欣然同意，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那就请你准备一下，大姐。”我说，“明天下午三点我们来接你好吗？”
第二天，我们准时把车开到大姐住处，大姐上车后，我们便向庐山飞驰。一路之上，我们和大姐尽谈些轻松、高兴的事，说说笑笑，非常愉快。汽车在成熟中的田野起伏，只觉得芬芳扑鼻，满眼金辉。一片丰收的景象，跟着我们风驰电掣，更使我们心花怒放。几乎在不知不觉间，便到了庐山牯岭。
按照尚奎事先的安排，我们把车子直接开到特地为大姐准备的住处：涵洞左侧的“二十八”号房。这里附近只有几幢房子，都没有住与会议有关的人员，服务员也只有一人，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朱旦华已经回到自己的住处，只留下我陪同贺子珍大姐。我们住的房间，摆了两张床，电话、卫生间一应齐全。吃过饭，安排好大姐休息之后，我先给尚奎挂了电话，报告我们到达的消息。尚奎叫我陪着大姐，不要随便离开。接着，我又和主席联系上了。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主席问道。他好像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我回答说。
“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主席说。
次日中午，我趁大姐午睡的机会，独自乘尚奎的车，到了“一八〇”。主席坐在沙发上吸烟，正在等我。我把如何接大姐上山的事，简略汇报了一下，并且告诉主席，大姐情绪很好，记忆力也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主席点点头说，“今天晚上九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我说。
“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主席又说，“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我想起旦华是原毛泽民的夫人，他们之间的感情会更亲近些。而且我又是和旦华一同接大姐上山的，便问主席：“要不要找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人就可以。”主席回答说。
显然，主席很谨慎，想要尽量缩小知情面。一切问清楚了，我便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主席紧锁着眉头，使劲抽着烟，心事重重的样子。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我不知道主席这句话的内涵，也不敢多问，只是说：“再见，主席，晚上九点我一定陪大姐来。”
待我赶回“二十八”号时，大姐午睡还未醒。
……
我很困，但是睡不着，直到我坐在“一八〇”值班室等候大姐时，仍然处在一种十分兴奋的状态之中。
“铃、铃、铃……”
清脆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拽了出来。这是主席召唤小封。我看看手表，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捉摸，也许谈得不错吧，要不怎么谈这么久呢，人哪，总是把事情往好处想。
一会儿，小封把贺大姐扶进值班室，让大姐坐下，然后对我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我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盯着他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他夹着烟的手朝我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我已经注意到了，在离“二十八”号不远的河南路，就住了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康生也住在那里。我想，主席考虑问题真周到，连这样一些细微末节都了解到了。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一步。”我说。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主席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办妥的。”我说。[186]
按照水静的回忆，可以排出以下时间表：
7月7日中午，杨尚奎通知水静下庐山去接贺子珍；
7月7日下午六时多，水静和朱旦华来到贺子珍住处，约定翌日下午上庐山；
7月8日下午三时，水静和朱旦华，陪贺子珍从南昌出发上庐山，住在“二十八”号；
7月9日中午，水静向毛泽东汇报，约定晚上见贺子珍；
7月9日晚九时，水静陪贺子珍来到毛泽东住处“美庐”，毛泽东和贺子珍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
7月10日上午，水静送贺子珍下庐山。
所以，李锐所记毛贺会面在7月8日是不准确的，应为7月9日。
水静的回忆，可以说是最富有权威性的了。因为如她所言：“贺子珍在庐山上的头尾三天里，只有我陪着她。在到达庐山后，朱旦华同志也离开了，所以除我之外，她身边没有任何人，更没有带什么护士、女伴之类。当时，毛主席对这件事是非常谨慎的，因而知情人极少。即使事过之后，也没人敢于任意扩散。直至‘文革’那场浩劫收场，社会上才渐有传闻……”
水静强调：“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江青一直在北戴河，是主席亲口说的，而且有据可查。而有的文章却说，当时江青正在杭州，接到庐山一个秘密电话，便立即赶来，大闹一番。其实江青根本没有上庐山。”
按照水静的说法，江青根本没有上庐山，那个所谓陈伯达的“告密电话”，也就不存在了──那只是贺子珍的猜测而已！
不过，据毛泽东贴身卫士李家骥回忆，江青确实上了庐山。江青上庐山，是李家骥下山去接的，而且还有李家骥当时的日记为证──“我日记上写着江青是8月11日上山的”。
李家骥是这么回忆的：
8月9日，副卫士长李银桥对我说，江青同志要来庐山，因为你了解江青，就请你帮助收拾一下房子，多为她服务点。我说可以。
8月11日上午，我前往九江接江青。我陪江青坐车上的山。这次她带的东西很多，共四大皮箱。
在上山时，我和她坐的是一个车。
上山后，她首先看望了毛泽东，询问了一番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情况，表示对毛泽东生活的关心。一般地说，这个时期她对毛泽东的生活还是关心的，有时也很会来事，会说话。
……
13日上午天气很好。我和另一位卫士帮她先把被子拿出来晾晒。在我们两人用竹竿子往外抬衣服时，正好碰到徐晓冰。他问这是谁的衣服，这么多呵！都这么漂亮！我回答是江青同志的，因为湿了，要在外边晾晾。[187]
笔者以为，水静所回忆的接送贺子珍上下山，她是当事人，她的回忆很有价值，可以帮助澄清许多传闻。
但是，关于江青是否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上了庐山，水静不是当事人。她所回忆的“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江青一直在北戴河，是主席亲口说的，而且有据可查”，不知“有据可查”所依靠的是什么“据”。
李家骥是陪同江青上庐山的当事人，而且有日记为据，所以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江青确实上了庐山。这倒是“有据可查”的。
当然，贺子珍是1959年7月8日上山，与毛泽东会面，7月10日就下山了，而江青直至8月11日才上山，中间隔了一个多月。另外，据李家骥回忆，江青上山后，情绪平静，不像是得知毛贺会面的消息后赶来。按照江青的脾气，她如果得知毛贺会面，一定会立即赶上山，并且会大吵大闹。所以，江青上山，应当说与毛贺会面无关。
顺便提一笔，1959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庐山的这次见面，向来被认为是毛、贺在延安分手后唯一的一次见面。但是，笔者的《江青传》初版本出版后，收到山西榆次读者白鸿多来信，提出毛、贺在1949年曾经见过面。
白鸿多在1996年10月12日来信说，他和姐夫当时在东北，姐夫是司机，负责接送娇娇（即李敏）上下学。姐夫跟贺子珍当时的保姆关英也很熟。他当时住在姐夫家，听说贺子珍曾秘密去过北京，见过毛泽东。
白鸿多所说的情况未必可靠。这里提一下，仅供读者参考。
另外，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黄敬之死。
1949年1月15日，黄敬冒着战场的硝烟，进入天津。他被任命为解放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他的妻子范瑾则担任《天津日报》副总编，后来担任总编兼社长。
1953年，经周恩来总理提名，黄敬被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当时，段君毅和汪道涵被任命为副部长。黄敬对工作极为负责。他当年在青岛大学只读过一年数学、两年物理，为了熟悉机械工业业务，坚持自学《普通物理学》，做完四卷书中所有的习题，而且自学《机械工业百科全书》。
1956年春，毛泽东在准备起草《论十大关系》的时候，听取了黄敬关于机械工业情况的汇报。不久，在中共八大，黄敬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1957年4月，黄敬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1958年1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全文如下：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6（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廿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天到八天）。
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毛泽东所开列的出席会议名单中有黄敬。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强调必须反对右倾保守。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
会议结束后，黄敬在从南宁飞往广州的飞机上，当服务员给他送饮料的时候，他突然站了起来，口中不停地说话……
据黄敬胞妹俞瑾告诉笔者[188]，黄敬过去有过精神方面的疾病。为此，1944年他在延安时期就因病休养过。这种病的医学名词叫“迫害妄想症”。据说是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工作过分紧张所造成的。这回则由于精神紧张，再加上乘飞机高空缺氧，导致旧病复发。
飞机在广州降落之后，陶铸立即派车把黄敬送入高干病房治疗，并电告范瑾。当时范瑾已调往北京，担任《北京日报》总编辑。
毛泽东得知，非常关心，托人传话给黄敬：“好好养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周恩来、彭真都过问黄敬的治疗。
当时在广州的董必武、李富春、陶铸都赶去看望黄敬。
据俞瑾说，由于黄敬患“妄想症”，住院的时候竟从二楼跳下，股骨骨折，同时并发肺动脉栓塞。
当范瑾从北京乘火车到达广州时，晚了一步，黄敬已经在前一天──1958年2月10日，病逝于广州，终年仅46岁！
在黄敬追悼会上，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黄敬的一生：
黄敬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在党的领导下，黄敬同志曾经在复杂和艰难的环境里，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黄敬（俞启威）
黄敬同志对党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具有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忠心，他积极努力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具体的革命实践在工作中结合起来，千方百计地去完成党所交给他的工作任务。他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的发奋忘我的工作热情，他的敢于打破常规，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精神，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学习的榜样。
应该特别指出，在响应中央和毛主席又红又专的号召上，在我们中央委员中间他是钻研得比较好的一个，我们大家应该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