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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庐山会晤贺子珍

为了使贺子珍的身体得到康复,中共上海市委还安排贺子珍去青岛、庐山等地疗养。

从1958年7月起,至1966年9月,贺子珍在南昌市三纬路9号小院居住。[183]

笔者曾在南昌专访了这座小院,那是离中共江西省委只有咫尺之遥的幽静而又安全的所在。

贺子珍离开上海的原因,是由于陈毅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她迁居南昌,则是由于方志纯在江西任副省长。方志纯乃方志敏之弟,他的妻子朱丹华原是毛泽民之妻。另外,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也是贺子珍的老战友。他也邀请贺子珍到江西去。

毛泽民乃毛泽东的大弟弟,1943年死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手中。朱丹华与毛泽民在1940年结婚,生下儿子毛远新。贺子珍到江西,借助于方志纯、朱丹华以及杨尚奎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贺子珍身份的特殊,一面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一面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了医生、护士。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

“姨妈”在三纬路那幢小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经常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那里,而身边则带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是当年在长征途中她和毛泽东共用的。

她的住处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几百米而已。笔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里,参观了毛泽东住过的1号楼—毛泽东每一回途经南昌,总是住在那里。虽说不过一箭之隔,彼此却没有机会见面。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这是贺子珍自1937年以来22年间头一回见到毛泽东,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直至两人先后去世,都未曾会面。

见面的日子,通常说成“庐山会议期间”,这当然没错,只是不够精确。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载了毛、贺会面的日期,即7月8日[184]。李锐当时是毛泽东的通讯秘书。据他所记,毛泽东于6月23日抵湖南长沙,25日去故乡韶山,28日到武汉,29日上庐山。

关于毛、贺见面的最早公开披露,是1985年3月10日上海《文汇报》所载《毛泽东和贺子珍相会在庐山》一文[185]。不过,文中说“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显然不符合事实。文中又写及,当贺子珍步入庐山毛泽东住处时,“内厅里传出雷鸣般的吼声”,那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骁将”在“争吵”,亦即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争吵。实际上,庐山会议在7月23日才开始批判彭德怀,毛、彭不可能在7月8日就“争吵”。后来,关于毛、贺会面的比较真实准确的报道,是来自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曾志说出了毛泽东在庐山会晤贺子珍的原因,是因为她向毛泽东汇报了贺子珍的近况。

那时,陶铸带着夫人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上了庐山。陶铸听说冯白驹病了,正在南昌住院,就下山看望。冯白驹自1954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是陶铸的老朋友。但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被撤消了省委书记职务。

曾志和陶斯亮随陶铸一起下山。听说贺子珍在南昌闲居,曾志便带着女儿去看望。曾志当年也是井冈山的一员女将,跟贺子珍熟悉。

曾志一进门,贺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回忆起1937年她去西安时,曾见到写着曾志名字的行李,未能见到曾志……这一切都表明,贺子珍的记忆、精神都是正常的。

贺子珍问起曾志怎么会来南昌,曾志说起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贺子珍马上就问:“毛主席来了?”

曾志点点头。

贺子珍向曾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显得非常关心。

曾志回到庐山,向毛泽东说起了自己见到贺子珍。权延赤著《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记述了曾志的回忆:

“主席,”曾志见面就说,“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哦,”毛泽东一怔,马上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么,看不出精神病。”

毛泽东嘴唇翕动一下,两眼有些暗淡,显然,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湿润了,深深叹出声:“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应该见见。”曾志说得很干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生活。“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嘱咐,显然已经同意见面。

“放心!”曾志鼓劲说,“她不会知道。”

毛泽东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声交代:“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

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当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说:“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省省长方志纯(此时方志纯为江西省副省长。因为自1949年6月至1965年3月,江西省省长一直为邵式平。方志纯在1965年4月至“文革”初期任江西省省长)的爱人朱丹华接送贺子珍。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华是毛泽民烈士的遗孀。毛泽民牺牲后,她改嫁了方志纯。

水静和朱丹华陪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毛泽东居住的“美庐”。

水静和朱丹华上楼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轻声说:“你们可以走了。”

水静和朱丹华走后,卫士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也走。”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小时,又由水静和朱丹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后,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见面便急切地问:“谈得怎么样?”

“唉,不行。”毛泽东凄然叹息,“头脑还有毛病。”

“怎么有毛病?”曾志又关心又着急。

“她怪我对王明不对,说王明还要害我,让我小心王明。我吃药,她来抢,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在上海就不吃药……”

毛泽东讲不下去了,望着屋顶长长叹息,回忆着什么,眷恋着什么,伤感着什么……

本来,说好毛泽东在第二天还要见贺子珍,所以翌日早上贺子珍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

忽地有个工作人员进屋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即下山。回到南昌才知,毛泽东并没有下山。

22年阔别,22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从此,贺子珍再也无缘见到毛泽东。

她那么突然被送下山,在她心中一直是一团谜。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

据说,后来,才慢慢明白:那时,江青在杭州。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便连夜给毛泽东打长途电话,她立即从杭州赶来庐山!

毛泽东请贺子珍上庐山,曾严格封锁消息,关照过不让江青知道。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很少几个人之中,知道贺子珍上山。

是谁给江青通风报信?

贺子珍曾怀疑陈伯达。那是因为陈伯达后来倒台时,毛泽东在批判他时说及:“你在庐山上开会,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去干什么?”贺子珍在听传达毛泽东讲话时,马上联想起她被突然送下山一事,怀疑陈伯达下山,可能是给江青通风报信。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在庐山上开会”,并未点明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为在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共中央也曾在庐山召开过工作会议,陈伯达也是参加的。

如果不是陈伯达,究竟是谁向江青密报?须知,毛泽东会见贺子珍,严格保守机密,尤其是对江青保密,知道这件事的人,屈指可数,江青怎么会迅速知道呢?

直到最重要的当事人、杨尚奎夫人水静说出了内幕,这才冰释一切疑问……

“水静,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7月7日中午,尚奎郑重地对我说。

“什么事?怎么这么急?”我问。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又名朱丹华—引者注)一道去。”尚奎说得很严肃,“毛主席要见她。”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半天才反应过来。这本来是情理中的事,一旦成为事实,又觉得有些突然了。

“啊,这可太好了!”我几乎叫了起来。

“你听我说,”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我大声说话的手势,说道:“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主席强调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墅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又如此这般地作了许多具体的交代。

下午四点多钟,我便和朱旦华同志一道乘车下山。在车上,我们商量了一下用什么理由请贺子珍上山,并且统一说话口径,以免节外生枝。因为尚奎叮嘱,在见到主席之前,不要让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主要是怕她过于激动因而触发旧疾,并且说,这也是主席亲自交代的。

不到六点,我们便到了南昌。车过八一桥,便直向三纬路贺大姐的住所驶去。

大姐恰好在厅堂休息,一见我们进屋,又是让座,又是倒茶,非常热情。在问过大姐的生活起居之后,我便“言归正传”了。

“大姐,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我用一种传达指示的口气说,“我们俩刚从庐山下来,省委特地派我们来接你。”

大姐很高兴,说了一些感谢省委关心之类的话。见她欣然同意,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那就请你准备一下,大姐。”我说,“明天下午三点我们来接你好吗?”

第二天,我们准时把车开到大姐住处,大姐上车后,我们便向庐山飞驰。一路之上,我们和大姐尽谈些轻松、高兴的事,说说笑笑,非常愉快。汽车在成熟中的田野起伏,只觉得芬芳扑鼻,满眼金辉。一片丰收的景象,跟着我们风驰电掣,更使我们心花怒放。几乎在不知不觉间,便到了庐山牯岭。

按照尚奎事先的安排,我们把车子直接开到特地为大姐准备的住处:涵洞左侧的“二十八”号房。这里附近只有几幢房子,都没有住与会议有关的人员,服务员也只有一人,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朱旦华已经回到自己的住处,只留下我陪同贺子珍大姐。我们住的房间,摆了两张床,电话、卫生间一应齐全。吃过饭,安排好大姐休息之后,我先给尚奎挂了电话,报告我们到达的消息。尚奎叫我陪着大姐,不要随便离开。接着,我又和主席联系上了。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主席问道。他好像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我回答说。

“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主席说。

次日中午,我趁大姐午睡的机会,独自乘尚奎的车,到了“一八〇”。主席坐在沙发上吸烟,正在等我。我把如何接大姐上山的事,简略汇报了一下,并且告诉主席,大姐情绪很好,记忆力也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主席点点头说,“今天晚上九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我说。

“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主席又说,“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我想起旦华是原毛泽民的夫人,他们之间的感情会更亲近些。而且我又是和旦华一同接大姐上山的,便问主席:“要不要找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人就可以。”主席回答说。

显然,主席很谨慎,想要尽量缩小知情面。一切问清楚了,我便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主席紧锁着眉头,使劲抽着烟,心事重重的样子。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我不知道主席这句话的内涵,也不敢多问,只是说:“再见,主席,晚上九点我一定陪大姐来。”

待我赶回“二十八”号时,大姐午睡还未醒。

……

我很困,但是睡不着,直到我坐在“一八〇”值班室等候大姐时,仍然处在一种十分兴奋的状态之中。

“铃、铃、铃……”

清脆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拽了出来。这是主席召唤小封。我看看手表,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捉摸,也许谈得不错吧,要不怎么谈这么久呢,人哪,总是把事情往好处想。

一会儿,小封把贺大姐扶进值班室,让大姐坐下,然后对我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我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盯着他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他夹着烟的手朝我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我已经注意到了,在离“二十八”号不远的河南路,就住了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康生也住在那里。我想,主席考虑问题真周到,连这样一些细微末节都了解到了。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一步。”我说。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主席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办妥的。”我说。[186]

按照水静的回忆,可以排出以下时间表:

7月7日中午,杨尚奎通知水静下庐山去接贺子珍;

7月7日下午六时多,水静和朱旦华来到贺子珍住处,约定翌日下午上庐山;

7月8日下午三时,水静和朱旦华,陪贺子珍从南昌出发上庐山,住在“二十八”号;

7月9日中午,水静向毛泽东汇报,约定晚上见贺子珍;

7月9日晚九时,水静陪贺子珍来到毛泽东住处“美庐”,毛泽东和贺子珍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

7月10日上午,水静送贺子珍下庐山。

所以,李锐所记毛贺会面在7月8日是不准确的,应为7月9日。

水静的回忆,可以说是最富有权威性的了。因为如她所言:“贺子珍在庐山上的头尾三天里,只有我陪着她。在到达庐山后,朱旦华同志也离开了,所以除我之外,她身边没有任何人,更没有带什么护士、女伴之类。当时,毛主席对这件事是非常谨慎的,因而知情人极少。即使事过之后,也没人敢于任意扩散。直至‘文革’那场浩劫收场,社会上才渐有传闻……”

水静强调:“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江青一直在北戴河,是主席亲口说的,而且有据可查。而有的文章却说,当时江青正在杭州,接到庐山一个秘密电话,便立即赶来,大闹一番。其实江青根本没有上庐山。”

按照水静的说法,江青根本没有上庐山,那个所谓陈伯达的“告密电话”,也就不存在了──那只是贺子珍的猜测而已!

不过,据毛泽东贴身卫士李家骥回忆,江青确实上了庐山。江青上庐山,是李家骥下山去接的,而且还有李家骥当时的日记为证──“我日记上写着江青是8月11日上山的”。

李家骥是这么回忆的:

8月9日,副卫士长李银桥对我说,江青同志要来庐山,因为你了解江青,就请你帮助收拾一下房子,多为她服务点。我说可以。

8月11日上午,我前往九江接江青。我陪江青坐车上的山。这次她带的东西很多,共四大皮箱。

在上山时,我和她坐的是一个车。

上山后,她首先看望了毛泽东,询问了一番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情况,表示对毛泽东生活的关心。一般地说,这个时期她对毛泽东的生活还是关心的,有时也很会来事,会说话。

……

13日上午天气很好。我和另一位卫士帮她先把被子拿出来晾晒。在我们两人用竹竿子往外抬衣服时,正好碰到徐晓冰。他问这是谁的衣服,这么多呵!都这么漂亮!我回答是江青同志的,因为湿了,要在外边晾晾。[187]

笔者以为,水静所回忆的接送贺子珍上下山,她是当事人,她的回忆很有价值,可以帮助澄清许多传闻。

但是,关于江青是否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上了庐山,水静不是当事人。她所回忆的“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江青一直在北戴河,是主席亲口说的,而且有据可查”,不知“有据可查”所依靠的是什么“据”。

李家骥是陪同江青上庐山的当事人,而且有日记为据,所以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江青确实上了庐山。这倒是“有据可查”的。

当然,贺子珍是1959年7月8日上山,与毛泽东会面,7月10日就下山了,而江青直至8月11日才上山,中间隔了一个多月。另外,据李家骥回忆,江青上山后,情绪平静,不像是得知毛贺会面的消息后赶来。按照江青的脾气,她如果得知毛贺会面,一定会立即赶上山,并且会大吵大闹。所以,江青上山,应当说与毛贺会面无关。

顺便提一笔,1959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庐山的这次见面,向来被认为是毛、贺在延安分手后唯一的一次见面。但是,笔者的《江青传》初版本出版后,收到山西榆次读者白鸿多来信,提出毛、贺在1949年曾经见过面。

白鸿多在1996年10月12日来信说,他和姐夫当时在东北,姐夫是司机,负责接送娇娇(即李敏)上下学。姐夫跟贺子珍当时的保姆关英也很熟。他当时住在姐夫家,听说贺子珍曾秘密去过北京,见过毛泽东。

白鸿多所说的情况未必可靠。这里提一下,仅供读者参考。

另外,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黄敬之死。

1949年1月15日,黄敬冒着战场的硝烟,进入天津。他被任命为解放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他的妻子范瑾则担任《天津日报》副总编,后来担任总编兼社长。

1953年,经周恩来总理提名,黄敬被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当时,段君毅和汪道涵被任命为副部长。黄敬对工作极为负责。他当年在青岛大学只读过一年数学、两年物理,为了熟悉机械工业业务,坚持自学《普通物理学》,做完四卷书中所有的习题,而且自学《机械工业百科全书》。

1956年春,毛泽东在准备起草《论十大关系》的时候,听取了黄敬关于机械工业情况的汇报。不久,在中共八大,黄敬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1957年4月,黄敬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1958年1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全文如下: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6(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廿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天到八天)。

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毛泽东所开列的出席会议名单中有黄敬。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强调必须反对右倾保守。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

会议结束后,黄敬在从南宁飞往广州的飞机上,当服务员给他送饮料的时候,他突然站了起来,口中不停地说话……

据黄敬胞妹俞瑾告诉笔者[188],黄敬过去有过精神方面的疾病。为此,1944年他在延安时期就因病休养过。这种病的医学名词叫“迫害妄想症”。据说是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工作过分紧张所造成的。这回则由于精神紧张,再加上乘飞机高空缺氧,导致旧病复发。

飞机在广州降落之后,陶铸立即派车把黄敬送入高干病房治疗,并电告范瑾。当时范瑾已调往北京,担任《北京日报》总编辑。

毛泽东得知,非常关心,托人传话给黄敬:“好好养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周恩来、彭真都过问黄敬的治疗。

当时在广州的董必武、李富春、陶铸都赶去看望黄敬。

据俞瑾说,由于黄敬患“妄想症”,住院的时候竟从二楼跳下,股骨骨折,同时并发肺动脉栓塞。

当范瑾从北京乘火车到达广州时,晚了一步,黄敬已经在前一天──1958年2月10日,病逝于广州,终年仅46岁!

在黄敬追悼会上,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黄敬的一生:

黄敬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在党的领导下,黄敬同志曾经在复杂和艰难的环境里,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黄敬(俞启威)

黄敬同志对党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具有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忠心,他积极努力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具体的革命实践在工作中结合起来,千方百计地去完成党所交给他的工作任务。他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的发奋忘我的工作热情,他的敢于打破常规,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精神,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学习的榜样。

应该特别指出,在响应中央和毛主席又红又专的号召上,在我们中央委员中间他是钻研得比较好的一个,我们大家应该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