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征北战，东讨西伐。越是得志，越是疯狂。1958年，姚文元手中拎着棍子，战绩“辉煌”。
过河的卒子吃老将。姚文元所征所伐已是那批颇有建树的老作家。
冯雪峰，当他在上海担任左联的中共党团书记时，姚文元才出生，冯雪峰还抱过姚文元。冯雪峰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上海，成为鲁迅的亲密战友，鲁迅去世时丧事由他主持，解放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对于这样的革命前辈、文坛老将，姚文元斥之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者”。姚文元用从笔尖流出的墨水，往冯雪峰脸上抹黑。那些话语，非常刻毒：“冯雪峰从他早年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指导他的行动的基本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个人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始终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只看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因此，就顽强地要用一套在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思想来领导文艺运动，顽强地反对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23]
顺便提及的是，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病逝。当时姚文元执掌中国文艺界领导大权，冷漠地写下批示：“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的规模。”
艾青，这位中国诗坛的主帅，也不在姚文元的眼中。姚文元写了洋洋万言的《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发表于1958年5月第5期《学术月刊》。
姚文元用这样的“概括”，指责艾青怎样“堕落为人民的敌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艾青在某些方面比丁玲走得远些。抗日战争初期，他曾经写过一些较好的诗歌，表达了人民抗日的热情。然而由于艾青的基本方向是资产阶级的方向，他的一切诗歌都是围绕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轴心而旋转，所以革命越前进，越是接近社会主义，他的进步性积极性就越缩小。到了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天下，艾青的积极性就不但等于零，而且转化为彻底的反动性了。分析这样一个‘诗人’的思想历程，可以增长我们的社会主义觉悟，知道许多世事。并且从他身上，取得深刻的教训。”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姚文元咒骂老干部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其实，姚文元论定艾青的道路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已经“首次”使用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样的“批判”公式了。
就连在读者中享有盛誉的上海老作家巴金，居然也连遭姚文元的棍打。姚文元发表了《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巴金作品讨论）等文，认为巴金的小说《灭亡》充满“阴暗的虚无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而且批判了巴金迄今“仍旧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对于作品中暴露得很鲜明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也作了肯定和歌颂”。
姚文元甚至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丁阿姨”——丁玲。当年，丁玲与姚蓬子共办《北斗》，又一起被关押在南京。姚蓬子叛党，丁玲挣脱了锁链，奔向延安……当丁玲、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时，丁玲“贬值”了。管她什么“甲玲”、“丁玲”的，谁“贬值”，就打谁。反正“符合”领导意图是最重要的。
在1957年9月第35期《展望》杂志上，姚文元已向丁玲放了一枪——《丁玲的才华何怜之有》。那口气，令人竖起汗毛：“这样的忘恩负义之徒，这样灵魂腐化丑恶的人，我们斗争她，难道还有什么可惜吗？一条黑颜色的毒蛇是毒蛇，一条花纹斑斓的毒蛇仍旧是毒蛇，决不因为表面上好看，就可以放它过关……”
到了1958年，姚文元抛出两篇万言长文，对“丁阿姨”的作品进行了“深入批判”：《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丁玲部分早期作品批判，并论丁玲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发展的一个线索》（1958年3月第2期《收获》）；《以革命者姿态写的反革命小说——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1958年第3期《文艺月报》）。
姚文元这样“评价”丁玲的早期作品：
当我读着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总感到有一个残忍、冷酷、以追求性的刺激和玩弄男性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女性，带着狂热的色情的眼光和蔑视一切的冷笑，在作品中向每一个读者扫射着，煽动着读者去和集体主义的革命队伍对立，同共产主义道德对立。……丁玲所死抱住的形形色色的莎菲们将显出她们全部的无耻、反动、黑暗同渺小，她们以及那个早已被粉碎了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王国，将永远地被社会主义文学的铁扫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
姚文元对丁玲的《在医院中》上线上纲，指斥其为“反革命作品”：
丁玲的反革命作品《在医院中》，就是把伟大的、光明的解放区歪曲成漆黑一团，把英勇而勤劳的劳动人民及他们的干部诬蔑成冷酷无情的人。反之，对于敌视革命队伍、内心黑暗、抱着顽强的反党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把他们粉饰成善良的受屈的羔羊，企图引起人们对他们反革命思想的同情。很明显，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来描写革命队伍和解放区生活的，这个立场是和中国革命的方向相敌对的反动立场，因而作品本身也就带着露骨的反动性。
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唯我先知，唯我先觉。27岁的姚文元如同一颗扫帚星，在中国文坛上“扫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