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村，姚家三楼，老保姆冯金芸在忙着粉刷墙壁。
冯金芸是姚蓬子的诸暨同乡，在姚家干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粉刷墙壁。
白墙，绿窗纱，花窗帘，三楼显得格外幽雅、整洁。
那是1959年春，金英要做妈妈了，姚文元就以此为借口，搬到父母那里去住。这时候的他，已是“铁蛋掉在铜碗里——响当当”的“左”派，已经不在乎什么“划清界限”之类忌讳了。父母那里有保姆，母亲又闲在家里，住到那里自然要舒适得多。
金英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小红。
姚蓬子当上了爷爷，扫去了这几年心头的不快，脸上露出了笑容。
可是，他笑了没有多久，脸又拉长了：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的领导考虑到金英是那里的组织部负责人，住在姚蓬子家毕竟诸多不便，要她搬出去。
虽然姚文元拖着不搬，但是卢湾区委已一再提醒金英，姚文元这才不得不与金英迁入机关宿舍。
他们把女儿留给姚蓬子、周修文抚养。直至“文革”中，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那群年轻人来抄姚蓬子的家，小红和她的妹妹还住在姚蓬子家里。
“棍子”是吃“阶级斗争”的“饭”的。姚文元在“反胡风”、“反右派”中大打出手，到了1959年，“棍子”竟渐渐“失业”了。
他仍在不断地发表文章，只是不大容易捞到整人的机会——因为毕竟要等“上头”有了“阶级斗争”的意图的时候，才可以显示“棍威”。
姚文元写些什么呢？
他称赞“退休工人闲不住”——《发扬“闲不住”的精神》（1959年2月27日《解放日报》）。
他说说“认真读书”——《漫谈读书》（1959年4月8日《文汇报》）。
他对废物利用发生兴趣——《废物中有奇珍异宝》（1959年7月2日《解放日报》。）
他谈业余生活——《需要什么样的业余生活？》（1959年7月第14期《支部生活》）。
他写起了《在前进的道路上——评胡万春短篇小说集〈红光普照大地〉》（1962年2月16日《解放日报》）。
他发表“美学笔记”《论建筑和建筑艺术的美学特征——美学笔记之六》（《新建设》1962年3月第3期）。
他甚至对江河、红绿灯、相片之类产生兴趣，写了《咏物杂感（江河、红绿灯、相片）》（1962年5月28日《解放日报》）之类。
这时的姚文元，像刺猬失去了一身硬刺，成了温和的兔子。
偶然他也发出几句批判之声，不过，那是批判印度总理尼赫鲁（《这是什么“人道主义”？》，1959年5月6日《解放日报》），批判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尼克松的“拿着吧”》，1959年7月9日《解放日报》）。
笔者读了上海作家协会陈冀德女士的《生逢其时》一书[24]，发现内中有一段描述这时候的姚文元很形象，可谓跃然纸上：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在一次会议组织的联欢活动上。批判会从五九年底开到了六零年初。元旦过后不久，会议即将结束时，作为庆贺会议胜利闭幕的余兴。作协在沧浪亭摆了十几个台面。请与会者们吃一顿。饭后还有舞会。正当大家济济一堂，尽情享用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难得一尝的菜肴时，只见一个穿着灰布军便装、戴一顶耷拉着帽舌的灰布军帽的人，在席间穿来走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这就是姚文元。
与我同桌的作协党组秘书郭信和，眼光追随着姚文元，咯咯的笑个不已。姚文元意识到他要找的东西在我们这一桌，就走了过来。他只是瞧着郭信和，不尴不尬地站在那里。也不说话。郭信和笑道：小姚，你走来走去的干吗呀？是不是想早点溜回家去陪金英啊？姚文元嗫嚅着，只见嘴巴在动，不知在说些什么。郭信和这一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是在作协机关工作的人，都凑过来了。七嘴八舌地要姚文元拿钱出来请客。这才知道，姚文元又拿到稿费了。再看姚文元，这哪像是个大作家呀？也不见有一点斯文相。最后，还是郭信和出来打了圆场，把被她藏了起来的姚文元的一只黄绿色军用背包，递给了他，说，今天就放你一马啦。看在金英的面子上。客，总该请一请的吧？交给我了。实报实销，如何？姚文元接过背包，依然不吱一声，转过身去，逃之夭夭了。
看着姚文元离去的身影，我忽发奇想。都说文如其人。事实恐怕未必。姚文元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文笔相当的泼辣。逻辑严密，条理清楚。而眼前的这个姚文元，如果在他背着的背包袋里，戳一杆秤杆子出来，这不就活脱脱一个上门收购旧书报杂志者的形象吗？
陈冀德以为，姚文元是“憨厚中带着窝囊”。
1959年盛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亦即“庐山会议”）。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又收紧了。
本来，这对于姚文元来说，正是挥刀跃马、杀上“阶级斗争”战场的大好时机。这一回，他心中一阵紧张。
姚文元紧张点儿啥？外人莫知！
唉，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好在一年之前，他为作家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写了一本评论小册子，列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读书运动辅导丛书”之一。那时候，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本书会给他惹了大麻烦！
为什么呢？《保卫延安》中作为英雄人物之一加以塑造的，不是别人，正是彭德怀！
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姚文元重读自己一年前写的那本小册子，脸色都变了。
那本小册子，印行了八万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印着他的评论：
彭总的特点是极其沉着、镇定、冷静。……他对敌我情况了如指掌，能在似乎是最危急的时候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把敌人引向灭亡。……彭总的判断是明晰简单的，只有几句话，但包括了一切最根本的东西。
……敌人的主力被彭总巧妙地引向绥德地区，蟠龙镇这个老巢成了一个孤立的据点。
……他好像掌握了启发人思想的钥匙，很简单的几句话，便会使你思想一下子变得很明朗，事情一下子变得很清楚。
就是在情况最紧急的时候，彭总也没有任何冲动。……在沙家店九里山摆下战场，把敌人全部消灭，取得了在西北战场上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但彭总不但是一个天才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彭总身上那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力量。……我们感到彭总纯洁的党性，在平静的外表下蕴藏着的铁一样的革命毅力，在战略上根本藐视敌人，有毫不动摇的胜利信心；在具体的战役中又非常周密地一线不苟地检查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置敌人于严密的天罗地网之中……
在小册子的结尾处，姚文元又一次热情洋溢地歌颂彭德怀：“现在彭总正屹然站在世界地图旁边，严密地注视着帝国主义的动静；……随时准备把敢于发疯的敌人送进坟墓里去！”
小册子出版才一年，彭总就迅速“贬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一下子“贬值”为“反党集团”的头子！
就在各单位都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那些日子里，姚文元步入上海新华书店，还看见书架上放着他的那本小册子！他，顿时触目惊心，赶紧走开了……
《保卫延安》被停止发行了。
幸亏姚文元已是颇有名气的“左”派，没有人给他“上纲”，总算躲过了一道难关。
倘若不是因为在一年前写过那本小册子，姚文元定然会来一篇《〈保卫延安〉为谁唱颂歌？》之类的“批判”文章。
不过，六年之后，他毕竟还是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在那时他写的小册子差不多已经从人们的记忆屏幕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