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回大地，和风吹拂。中国的政治气候转暖，变为宽松。
“大跃进”的锣鼓紧敲了四年之后，总算歇一歇了。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者达七千多人，于是便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以外，“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会上，毛泽东就前几年工作中“左”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
3月，周恩来、陈毅专程前往南方，出席了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广州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指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快人快语，明确提出了“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亦即“脱帽加冕”。
4月，经党中央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著名的《文艺八条》）下达了，明确指出要纠正“对一些文学艺术创作所进行的简单粗暴的批评”。
“翻译”成通俗、明白的语言，那“简单粗暴的批评”，亦即“棍子”。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一次次会议，一份份文件，不断地加温。上海，开起“出气会”来了。
什么“出气会”呢？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上海的知识分子之中，流行着这么句口头语。
“白天出气”——那就是出席“出气会”，吐出积压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
“出气会”规定了“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为了体现“三不”精神，规定会议不作记录，让大家“敞开出气”。
如此“敞开出气”，放出来的是重要的“气”——平常听不见的声音。“上头”很想知道下面出了什么“气”。
为了便于向“上头”汇报“出气”的情况，会场上出现许多“联络员”，差不多每个小组都有两个“联络员”。
“联络员”们只带耳朵，不得在会场上作记录。
令人惊奇的是，“联络员”们虽然不大喝茶，却仿佛患了“多尿症”，不时在会场和厕所之间穿梭。
原来，“联络员”们在会场上听，躲到厕所里记。因为“联络员”们正以“阶级斗争”的目光审视会场，把那些“气话”当作“反党言论”。他们的脑子的记忆力毕竟有限，于是，不得不常常躲进厕所，飞快地在小本本上记下那些“反党言论”。
凭借着“厕所笔记”，“联络员”们写出了一份份“出气简报”，飞到柯庆施手中，飞到张春桥手中，飞到姚文元手中。
来自文艺界的“出气简报”，不约而同地朝姚棍子“出气”——人们对他充满怒气！
看着“出气简报”，姚文元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要披挂出击。
张春桥的话，一下子使姚文元“清醒”了：“你忘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不到火候不揭锅！”
姚文元耐着性子、硬着头皮，读着那一份份“出气简报”。
有人在“出气”时质问姚文元：姚文元连篇累牍发表“美学笔记”，其实姚文元对美学一窍不通。姚文元胡说什么“白色是象征恐怖的，红色代表革命”，试问，毛主席的诗《沁园春·雪》如何解释？难道那写的是一片“恐怖”世界？
姚文元气得七窍生烟了！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自5月9日至16日召开。光是在“出气会”上出气，还不过瘾，这次文代会，成了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大规模的“出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