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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怒斥“姚棍子”

写过“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写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的作品使巴金在上海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声望。鲁迅在1936年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曾称赞巴金:“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受鲁迅赞誉时的巴金,不过32岁。

巴金素来埋头于创作,是一个擅长于文笔却不善于言谈的作家,几乎没有见到过他厉色疾言。

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的讲坛上,巴金破例作了充满火药味的长篇讲话,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他的发言稿,经删改后,载于《上海文学》5月号。24年之后,当《巴金六十年文选(1927—1986)》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巴金根据原稿,把当年被迫删去的文字补齐,成为完璧。

巴金的讲话的主题,便是拿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批判了姚文元之流的棍子。

按照巴金发言原稿,摘录如下,从中可以窥见一位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对于“棍子”们的愠怒: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很大,写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本来嘛,在我们的光辉灿烂的新社会里,它们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说到这里,我还应该加一个说明:我在上面提到的并不是批评家。对于批评家我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我们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批评家。但是不必讳言,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对于他们,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可是我们有些“批评家”写文章,不管说好说坏,总是把自己放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驾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像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我只知道真理越辩越明,却未听说真理越骂越显。谩骂决不是批评,盛气凌人更解决不了问题。

痛快!淋漓!痛快淋漓!巴金的不讳直言,赢得响雷一般的掌声。

骨鲠在喉,对于“姚棍子”,作家们往日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只在私下里数落他,如今巴金在广众大庭,痛斥“姚棍子”,个个欢跃,吐出了胸中积愤。

姚文元听着巴金的发言,肺都快要气炸了。

此后,在姚文元棍下,巴金的发言稿成了“大毒草”。

此后,在“文革”中,巴金被打成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

1980年6月15日,年已古稀的巴金,用笔写下痛楚的回忆:“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25]

1980年10月15日,巴金用锋利似刃的笔,剖析了“姚文元道路”。[26]巴金毕竟经历了“文革”炼狱的磨砺,他的话令人久久思索。那是出自他的肺腑的真话。唯其真,才显得那样的深刻。

……第二年(指1958年——引者注)下半年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写十三年也好,他说写技术革新也好,你说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也好,他说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也好,我一律点头。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尽折磨。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

从1962年批判姚文元,到1980年进行再批判,巴金的声音代表着中国正直的作家们的声音。

发人深思的是,挨过姚文元的棍子的作家,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秦兆阳,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邓友梅……受尽磨难,没有一个被打倒;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却是“姚棍子”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