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是政治气候的温度计。民主兴，则杂文旺。杂文是“百家言”。在噤若寒蝉的日子里，杂文总是收声敛息。1962年的“回暖”，使杂文创作也活跃起来。
春风吹入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华侨饭店，文汇报社在那里召开杂文创作座谈会。因为《北京晚报》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已经开张，《前线》杂志的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和《人民日报》的《长短录》也很活跃，可是上海的杂文界却还冷冷清清，该鼓一把劲了。
大抵是受“出气会”的影响，会场空前活跃。姚文元也算是杂文作家中的一员，静坐一侧，那凸出的眼珠不时在会场上来回扫描，仿佛猎人在搜索猎物。
“繁荣杂文创作的关键，在于‘打倒棍子’！夏衍同志是杂文老作家，几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了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挨了棍子，弄得他这几年一篇杂文也不写——不是不会写，也不是没东西写，是不敢写！”有人开始“出气”了。
“我刚从北京回来。在北京，我见到夏衍，他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他‘老病复发’，手痒了，又想写杂文了！”有人马上补充道。
“凭一篇杂文，就定为‘右派’，太过分了。这样做，使杂文作者心寒。上海没有人敢带头写杂文，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北京的‘带头羊’是马南邨。他的《燕山夜话》，老舍很称赞，说是‘大手笔写小文章’。你们知道马南邨是谁吗？就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呀！”会议的主持者一听，赶紧趁机鼓动说：“我看，上海只要有人带头写杂文，一呼百应，杂文创作一定会像北京一样繁荣。”
“杂文讲究一个杂字，最忌‘步调一致’……”有人在那里发话，言归正传了。
姚文元举目望去，此人中等个子，前庭开阔，肥头大耳，一口山东话。姚文元认识他——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罗竹风[27]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罗竹风爱写点杂文，这是姚文元知道的。不过，在姚文元“左”眼看来，罗竹风虽是老革命，但言谈颇“右”。
罗竹风向来谈锋甚健，他随口而说：“办报纸，要像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说的那样，要会弹钢琴，十个手指头都动。可是，我们上海的报纸有点像敲锣，嘭、嘭，一下一下敲，只注意配合中心工作……”
“罗局长，你就带头写一篇吧，题目我都给你想好了……”在一旁沉默多时的姚文元，突然插话道，“题目就叫《敲锣说》，你看好不好？”罗竹风哈哈一笑，只是说道：“大家写嘛，我算一个！”杂文创作座谈会开过不久，1962年5月6日，《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冒出一篇杂文，题曰《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署名“骆漠”。
姚文元凭着他“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仔仔细细地咀嚼着这篇杂文。
窗外下着毛毛雨，春雨贵似油呀，但这天气却总有点使人腻烦。
工作了一天，正应该“逸”一下了，便顺手拿起一本《史记》来，想查清“左袒”这个典故的出处，也算是一种消遣吧？
笃，笃笃……有人敲门，却原来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来访。
多日不见，不免寒暄一番。起初，没话找话说，两人都显得吃力。不知怎么一来，话头转到编辑业务方面，于是松动活泼起来了。
“人都要有一行，没有一行，就会变成二流子。”编辑同志是这样开头的：“其实，二流子也应该算是一行，不过是“等外品”而已。但使我迷惑不解的却是“编辑”究竟算是哪一行、哪一家呢？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答道：“社会分工，不能用植物分类学的方法，编辑就是编辑。如果硬要追问属于哪一家，恐怕只能算是‘杂家’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连连说：“好一个杂家！有意思，真有意思！……一个作家成名，谁也看得起；作家以自己的作品为社会所重视，这当然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然而这其中也有编辑的一份心血。编辑的不平，正是他年年为人做嫁衣裳，而自己永远坐不上‘花轿’。这些年来，领导上颇重视演员、作家，似乎什么都有他们的份儿，而编辑却有点‘广文先生’的味道。难道你听说过有什么领导同志接待过编辑这一行么？哈哈……，‘杂家’，名不正则言不顺，命定该坐冷板凳。……”
为什么这位编辑同志有一肚子苦水？个人主义么？名利思想么？不甘心作无名英雄么？都或有之，但也不尽然。如果帽子什么的能解决问题，那未免太简单了。凡是自以为不好解决的工作，最好是从两方面的原因去想一想。如果由负责同志专门接待一次编辑工作者，同他们谈谈心，对编辑工作的情况多了解一点，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岂不皆大欢喜？
我常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怎样在无限中求有限，这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学问。明乎此，领导者的天地就广阔了。
姚文元不知作者“骆漠”是谁。文笔如此老辣而名字如此陌生，显而易见，十有八九是化名。“骆漠”者，作者自比“骆驼”，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沙漠”——姚文元很快就作了如此这般的“笔名分析”。这个“骆漠”，“名不正”，所写的文笔亦“言不顺”，满腹“牢骚”，而且图穷匕首见，把矛头指向领导……
他，实在手痒难熬，终于提棍跃马，朝那“沙漠”中的“骆驼”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