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文。此文是一星期前——5月6日，在《杂家》一文见报的当天，姚文元连夜草成，掷往《文汇报》。
写文章向来“直、露、多、粗”的姚文元，这一回改换了笔法。
做文章要有对立面，看的人才有味道。骆漠同志很懂得这个技巧，他不直接提出观点，却用了主客对话之法，曲折而引述之，引人入胜。我也想学一学这方法，来做一回骆漠同志文章中某些观点的对立面。为了讲究作文的艺术性，使人看了有味道，增加亲切感，也摹仿骆文，从“毛毛雨”开始：——
窗外下着毛毛雨，越落越密。我开窗看了看天色，却不料看见老赵拿着一包书兴匆匆地走近来。……
骆漠文章的本意，是反映编辑的苦衷，希望领导能够重视编辑工作。姚文元却逐点予以驳斥：
我自己也做过几年编辑工作，也尝到一点编辑工作的甘苦。我觉得做编辑实在不容易，深感其重要，而自己水平总是够不上，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凄凉感。
提起“广文先生”，我立即想到杜甫《醉时歌》中那几句诗：“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为什么他把自己同广文先生连在一起呢？
我干文学编辑的时候，北京就专门开过一次很大的杂志编辑会议，我也听说有负责同志接待过《辞海》的编辑同志。“从未有负责同志接待过编辑”之说不知是否属实。
编辑待遇问题确是值得很好研究的，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
大抵因为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趋于温和，不像反胡风、反右派那样的寒风肃杀，姚文元未敢给骆漠戴帽子，只是反唇相讥，把那个“老赵”当成骆漠的代言人挖苦一阵。
姚文元这么一批判，骆漠的《杂家》益发受人注意了。
过了四个月，中国的政治气温骤降。9月下旬，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上，开展了对“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康生诬陷七八月间在《工人日报》上连载的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
柯庆施回到上海，马上发话了：“现在，很多人伤风、感冒，这可不行呀。老罗哪，你写那篇《杂家》，就是伤风、感冒，要注意！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
柯庆施这么一点，许多人才明白：原来，《杂家》是罗竹风写的！“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言外之意，《杂家》是坏文章。
在一次大会上，柯庆施当众又点了罗竹风的名：“罗竹风，你别老是以出版局局长自居，代表出版界向党要名要利。你不要忘记，你是共产党员，你代表的是‘共产界’，而不是什么出版界！”[28]
不久，一纸调令下达：撤去罗竹风的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职务，调任《辞海》副主编。
怪不得，人们传说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见到罗竹风被“罢官”，人们领教了“姚棍子”的厉害！
“杂家”风波，至此本该画上休止符了。
不料，当“文革”风云涌起时，《杂家》一文被“拎”到新的高度进行“批判”。飞来横祸，邓拓被打成“黑帮”，他的《燕山夜话》成了“反党大毒草”。邓拓在1961年3月26日《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里，发表过《欢迎“杂家”》一文。这下子，把罗竹风跟邓拓相联系，成了“北呼南应”，“杂家”风波升级为“杂家”事件。罗竹风在牛棚中，受尽折磨。
罗竹风无端受冤。他，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投身革命，打过游击扛过枪。“骆漠”，本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用的笔名。虽然那时的环境如同沙漠一般艰苦，他要以骆驼般的坚韧精神投身战斗，这便是“骆漠”的由来。姚文元并未读过骆漠当年的激扬文字，望文生义，歪批“骆漠”。
那天罗竹风从华侨饭店开完杂文座谈会，回到家中，细思量，却觉得姚文元命题的《敲锣说》难以落笔，无法成文。
数日后，潇潇春雨，绵绵不绝。住在六楼的罗竹风，望着低垂着的铅灰色云层，仿佛天也矮了半截。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他站在落地窗前，蒙蒙细雨不时飘洒在脸上，倒觉得头脑清醒得多。
“笃，笃笃……”响起敲门声。
妻前去开门。来者拿着一把湿漉漉的黑布伞，腋下夹着一包稿子。
哦，蒯斯曛，老朋友来了。
蒯斯曛，原名蒯世勋，老编辑也。他早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时，写过短篇小说，翻译过《续西行漫记》，也翻译过俄国文学作品。自1927年起，便献身于编辑工作。1938年，他担任20卷本《鲁迅全集》的编辑和校对工作。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罗竹风担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时，他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一个局长，一个社长，闲聊也离不了本行，谈起了编辑的苦经，编辑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光在会上“出气”，在会外也“出气”！
蒯斯曛给罗竹风送来了“灵感”。
当蒯斯曛的身影消失在飘飘洒洒的牛毛细雨之中，罗竹风乘着电梯，回到了六楼家中。他站在窗边，望着绵绵春雨，思潮起伏。腹稿成熟了。他坐到宽大的写字桌旁，挥笔疾书。于是，稿纸上便出现了一行标题：《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他作为出版局代局长，感到写上真名实姓诸多不便——这篇短文会被读者看成是局长的呼吁。于是，他写上了他过去用过的笔名“骆漠”。
写罢短文，他提笔给多次前来约稿的《文汇报》女编辑余仙藻挥就一函：
仙藻同志：
这几天，我到出版社走了走，和一些编辑交谈，引起了写作的冲动，草成《杂家》一稿，请阅处。
《杂家》一文很快就在《文汇报》上披露。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这篇千把字的短文会惹出一桩“《杂家》事件”。在“文革”中，责任编辑余仙藻因此被没收了记者证；为《杂家》写了《编后记》的《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荪多次检讨，如他自己所言[29]，“屁股都给打烂”；蒯斯曛一次次被拉上批斗台；对《杂家》一文表示过赞同的几十个人，受到株连。
迄今，仍可从1968年4月17日以《文汇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长文《陈其五在为谁翻案？》一文中，查到一段关于《杂家》的寒光闪闪的文字：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对反革命的文艺黑线、黑问，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就为了这一点，陈其五（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引者注）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这种攻击，到1962年，更达到了高峰。有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竹风，在报上公开抛出一篇反党杂文《杂家》，姚文元同志立即写文章予以回击。这一革命行动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力支持。柯庆施同志几次在会上点名批判了反党分子罗竹风，一直坚定地支持姚文元同志。战斗的张春桥同志也明确指出：《杂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矛头指向党的。可是陈其五呢，他一面勾结党内党外的反动“权威”和黑线、黑网人物，对姚文元同志进行反革命围攻；一面拼命给这个反党分子鼓气：“老罗，我是支持你的。”同时还赤膊上阵，专门找姚文元同志谈话，对他施加政治压力。正是在陈其五之流的策动下，上海文艺界、出版界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爪牙、亲信，纷纷行动起来。文艺黑网上的小爬虫刘金，就更为活跃，赶写了一篇黑文给报社，恶毒咒骂姚文元同志。但他又做贼心虚，还加了注解，说是“文章估计不会用，但一吐为快”。请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多么仇恨啊！他们把无情地批判他们的革命派比做“一根棍子”、“一把铁扫帚”。好得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专门痛打你们这一小撮死硬的阶级敌人……
这篇以“造反派”口气写的文章，把话说得明白不过了：原来，姚文元就是“革命的棍子”，而且有着强大的后台——“一直坚定地支持”着的柯庆施和张春桥，亦即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2年5月，随着《杂家》挨棍，很快的，刚刚复苏的杂文之花，又被寒风吹得七零八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