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文坛上，姚文元是很“露”的棍子，而张春桥则是幕后操棍。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差不多都署本名，而张春桥的“批判”文章大都化名。
1957年，风啸浪涌，中国不平常的早春、不平常的夏季来临了。
柯庆施很早就从毛泽东的话语中，得到重要的政治信息。正因为这样，早在1956年12月18日，当他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步上上海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主席台，便面对着台下的上海各界民主人士，严肃地告诫道：
波兰事件是波兰人民内部的问题；匈牙利事件开始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问题……
从最近国际事件中应得出以下教训：首先，要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这样才能树立正气，缩小邪气的市场……
很自然，有了来自柯庆施那里灵通的政治信息，张春桥在1957年早春的“大鸣大放”之际，早已知道那是“阴谋”。
正因为这样，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震撼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发表，张春桥就接二连三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
张春桥已于1955年秋离开《解放日报》，但是他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总是照登不误，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会改动。
相比起来，当时40岁的张春桥，比26岁的姚文元要老练多了：姚文元还不过是个小人物，巴不得出名，巴不得成为“反右英雄”，所以他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的反右派文章，一律署真名。张春桥呢？像当年的狄克一般，深知这类指名道姓批张三骂李四的文章会给日后招来麻烦，他又来了个“最最会化名”，差不多写一篇文章化一个笔名！
笔者逐版查阅着1957年夏天的《解放日报》。由于熟知当年内情的《解放日报》编辑提供了张春桥的“笔名录”，所以我很顺利就复印了一大批张春桥的化名文章。不过，查多了，竟然发觉，即使没有“笔名录”的指引，也能很容易、很准确地判定哪些文章出自张春桥之手；因为张春桥写文章有个习惯，篇末总要写上“×月×日”。他解放前发表的文章，篇末大都注明写作日期。《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不标写作日期的——即使别的作者在篇末也写上日期，发表时总被删去，以节省一行铅字。可是，由于张春桥当时已成了《解放日报》的“太上皇”一般，编辑们不敢易一字，所以篇末写作日期也就照登。这小小的“尾巴”，竟成了张春桥文章的特殊标志。照这个办法查阅，我的判别准确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这时候的狄克，已经是一副完完全全的“左”派面孔。
他在“6月26日”写的文章，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6月28日就在第2版头条地位登出来了，题目是《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化名“吴松”。他一口气“批驳”了陈仁炳的“暗无天日”论、“辩驳有罪”论、“拆桥头堡”论、“火烧基层”论、“大病重药”论、“我们负责”论，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陈仁炳“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在“7月17日”写的文章，也只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7月19日三版头条登出。这一回，他化名“常轨”，气势汹汹地来了个《质问彭文应》。他把彭文应提出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上纲上线，说成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然后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6月25日的《解放日报》上，张春桥又化名“徐汇”，发表《“今天天气……”》。他声称：“夏天是长庄稼的季节，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他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不带括号的左派”……
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在1957年夏天，这位“左”派化名“子渔”、“何泽”、“蒲西”、“龙山”、“齐索”、“安得”、“子执”、“何闻”、“路宾”等等，今日批这个，明天驳那个，成为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反右英雄”。
张春桥的“化身术”，读者不知，柯庆施知。每发表一篇文章，张春桥总要请柯庆施“指正”。或者根据柯庆施的意思，写出批判文章。经过这番反右派大风大浪，张春桥益发得到柯庆施的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