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对于张春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其实，1958年对于柯庆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年5月25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一跃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也就在这一年，张春桥跃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柯庆施和张春桥能够在1958年“大跃进”，话还是要从1957年暮秋说起。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他一次又一次跟张春桥在那里苦苦思索着：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柯庆施的报告的基调应该是什么呢？
自从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的报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彰。这一回，柯庆施当然又想露一手。
柯庆施特别注意到，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比上海早半个月召开。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工作报告，受到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极大的重视。
毛泽东在1957年12月17日给机要秘书叶子龙写了一信：
叶子龙同志：
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毛泽东 12月17日上午二时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毛泽东信中提到的七人之中，除周恩来之外，其余六人除刘顺元之外皆为华东各省市的第一把手：
舒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曾希圣──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江渭清──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刘顺元──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柯庆施──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叶飞──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后来，《人民日报》在1957年12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为题，发表了江华的报告。
《人民日报》还为江华的报告发表了“编者按”，这按语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评价：“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系统地讨论了一个省在一年来的各方面的工作，鼓舞了干劲，批判了谬论。”
江华的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柯庆施要与江华争高低。
负责起草报告的张春桥，细细倾听着柯庆施的来自“最高”的消息：主席对1956年6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感——虽然当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的。看来，主席所侧重的是“反对保守主义”。
摸准最高领袖的思想，对于柯庆施来说，是“紧跟”的前提。张春桥终于根据柯的信息，为柯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柯庆施的报告，飞快地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那时候，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畔。
“乘风破浪，好！”毛泽东一看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
毛泽东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一报告。
柯庆施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
毛泽东在这段话末，加了一句：“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经过毛泽东的审阅同意，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站立了几小时，念完长篇报告。
原载于196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上的中共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
由于毛泽东赞赏柯庆施的这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马上引起《人民日报》的注意。
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题目只用了四个字：《乘风破浪》！
不言而喻，《人民日报》社论从柯庆施的报告那里获得了“灵感”。
《人民日报》社论把“乘风破浪”四个字大大发挥了一番：“古人说要‘乘长风破万里浪’，在我们的面前正是万里浪：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成强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目的。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史称“南宁会议”。
那时，毛泽东正着手发动“大跃进”，所以他在会上猛烈地抨击“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使全国人民泄了气。毛泽东还说，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
毛泽东所批评的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不言而喻，是指周恩来和陈云。
195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表扬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以为“乘风破浪”提得好。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出席会议。据他回忆：
在15日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争上游时又提到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
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他的住处离我们住的广西省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毛主席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毛主席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32]
紧接着，在1月1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称赞了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力平著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这么写及：“（1958年1月）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33]
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极为欣赏。
其实，这也可以从现存的毛泽东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中看出，手稿的第一行便写着“上海报告”四个字[34]。
毛泽东所写的“上海报告”，也就是指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的讲话，正是从“上海报告”开始说起。
毛泽东如此当面称赞柯庆施，而且当众质问周恩来，内中的“潜台词”是准备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力平在《开国总理周恩来》中这么写道：
当时情况，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周恩来的襟怀是从不计较个人的上下得失。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总理是由主席提名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既然自己被认为是错误的，他可以不再当总理。但如果他直截地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顶抗，因此，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也有这样的记载：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3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决定的“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载于邓小平亲笔所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958年6月22日会议纪要》。
柯庆施险些取代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谈及了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他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37]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的“两种崇拜”观，把个人崇拜分为“正确”与“不正确”两种，这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38]
真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迎合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心理，说出了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毛泽东的欢心。
就吹捧毛泽东而言，柯庆施其实与那吹嘘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可谓“哼哈二将”，甚至比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