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庆施。柯庆施是资深的中共领导人物，1958年之后的柯庆施，进入他政治生涯顶峰期。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上海响当当的“第一号人物”。在1965年，他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当中国这艘硕大的巨轮向“左”偏航之际，原来就思想颇“左”的柯庆施，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1963年1月4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200号——上海文艺会堂，人头攒动。上海元旦联欢会，正在那里举行。
巴金、熊佛西、丁玲、丰子恺、郭绍虞、刘大杰、黄佐临、张骏祥、沈浮、瞿白音、应云卫、王个簃、林风眠、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叶以群、吴强、孙峻青、任桂珍、瞿维、唐耿良、蒋月泉、张乐平……聚集上海文艺会堂。
元旦联欢会年年举行，而这一次上海文艺界头面人物差不多都到齐了，却是空前的。因为事先接到通知，说是“会议重要，务必出席”。
例行的元旦联欢会，怎么忽地变得“重要”起来？
1月6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的报道，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最使大家高兴的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也应邀来到，和大家一同联欢、共迎新春。陪同柯庆施同志参加联欢会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等。当柯庆施同志出现在演出大厅中时，全场热烈地鼓掌欢迎。主持联欢会的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熊佛西当即代表大家邀请柯庆施同志讲话。”
原来，“会议重要”，全然因为柯庆施要发表讲话。
这一回，柯庆施确实说了一番至为重要的话，以至上海文艺界为此“学习”了多日。
当年张春桥为之写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的那个熊佛西，已是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了。熊佛西主持联欢会。当他宣布：“现在，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讲话。”全场响起了掌声。
柯庆施说：“最近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电影《李双双》，还听人说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些戏写的都是解放以后十三年来的现代生活，这很好，很值得提倡。”
说了这么一段话之后，柯庆施加以发挥道：“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这一回，柯庆施所发表的，并非应景讲话。他利用这一次对上海文艺界讲话的机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具有独创性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本来，这样一段话，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他继续加以发挥，那就走向了“左”的极端：“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本来是无比宽广的。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一下子把历史题材以至革命历史题材，全都一刀砍光。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写，连“活”的“洋人”也不能写！
1963年1月6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柯庆施讲话。
这是一个充满“左”的色彩的口号。
所谓“大写十三年”，就是大写解放以后的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其实，“大写十三年”这口号，与其说是柯庆施提出来的，不如说是柯庆施和张春桥一起提出来的。姚文元“紧跟紧追”，成为这一口号的最积极的鼓吹者。
1月6日，《文汇报》报道了柯庆施的讲话，顿时在全国文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的片面性口号，立即遭到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的坚决反对。
张春桥急急地找姚文元，你一条，我一条，拼拼凑凑，写了个《大写十三年十大好处》。
姚文元是个从“左”如流的“理论家”。虽然在此之前，他曾多次说过跟“写十三年”背道而驰的话：
“今天写作的题材是应当广阔的——限定在工农兵之内是不够的。从古至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从五四到解放，从神仙到精灵，从官僚到资本家……各种人、各种题材，只要有社会意义和美学内容，都可以。”（《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
“我们主张创作的题材不受任何限制。”（《从一个演员的下乡体会谈起》）
“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是异常广阔的，决不能机械地说只有描写生产的戏才能教育工人，描写战争的戏才能教育战士，凡是用进步的观点在某种程度和某个角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艺术，都能对人民起不同程度的教育作用。工人喜欢《董存瑞》，也喜欢《天仙配》，就因为那里面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吧。”（《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然而，这些理论眼下已显得过时了。就像磁带消磁一般，姚文元抹去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赶紧顺应风向，为“写十三年”大声鼓噪——作为“文艺理论家”，姚文元向来并没有自己的“原则”，一切为了“紧跟”，“紧跟”便是一切。
就在刚刚跟张春桥生硬拼凑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的时候，解放日报社给姚文元送来了戏票。
大幕拉开不久，姚文元便开始摇头。
那是由刘川编剧的话剧《第二个春天》，黄佐临导演。这出新戏写的是海军某部自力更生造舰艇的故事。
“怎么没有党的领导？‘油条厂长’怎么会突然转变？”一边摇头，姚文元的脑海中一边浮现出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凭借着“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姚文元看出这出新戏存在着“严重问题”。回到家中，他打着腹稿，准备写批判文章。
几天之后，忽然张春桥来电话：“柯老约你一谈。”
当他从柯庆施那里回来，姚文元急于“摇”笔杆。他，写的不是批判文章，却是充分肯定《第二个春天》的剧评。
柯庆施的话，寥寥几句，说得那么透彻：“我们提倡‘大写十三年’，就要充分肯定写十三年的作品。《第二个春天》，应当给予肯定。”
姚文元又一次庆幸——那篇批判《第二个春天》的文章，幸亏还没有写出来！
他又一次“急转弯”。1963年1月21日的《解放日报》，赫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人们一定胜利——论〈第二个春天〉主题思想的现实意义》。
这位“文艺理论家”的笔，简直成了柯庆施、张春桥手中的一块橡皮泥！怎么捏，就怎么着！
不过，令人懊丧的是，尽管上海的报纸为“大写十三年”大喊大叫，而北京的报刊却保持沉默。
这沉默并不意味着默认，恰恰相反，沉默意味着反对。
大战前的沉默。张春桥手中握着《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却并不急于抛出。
4月，乍暖还寒的北京。在新侨饭店的会议室里，终于打破了沉默，开始了一场大战前的前哨战。
中宣部在那里召开文艺工作会议。
弥漫在会议室里的烟雾，仿佛不是出自一根根香烟，而是出自炮口的硝烟。
两军对立，气氛显得那么紧张。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放炮了。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开火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也一梭子一梭子射击着。
他们齐轰“大写十三年”。他们尖锐地指出，“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艺创作，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所谓“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是错误的。
张春桥“后发制人”。等到排炮过去，这才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为“大写十三年”辩解。他，一条又一条，不厌其详地列举“大写十三年”的“好处”。不多不少，正好十条！他终于在这关键时刻，甩出了他跟姚文元搜索枯肠凑成的《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
虽然张春桥振振有词，却处于“光荣的孤立”之中。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宣部不买他的账。要想让周扬、林默涵等俯首听命，谈何容易。
当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向柯庆施汇报了在新侨饭店遭到的“围攻”。姚文元在侧，聚精会神地听着。
“等着瞧！”柯庆施青筋暴涨，用手拍着桌子——这向来是他激怒时的习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