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的讲话，引起了江青的注意。
江青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她完全“合拍”。正孤掌难鸣的她，求助于柯庆施，立即得到柯庆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部长们对她的意见不屑一顾。她寻求支持，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者。柯庆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进行一番番密谋。
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这一回，她不忙于治病，也不忙于调看内部电影，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柯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说实在的，张春桥对她并不陌生。当年，崔万秋常常跟他说起蓝苹。他从报纸、画刊、电影中，早就认识这位“影星”。他知道她是一个心眼儿小又很高傲的女人，在她面前赔尽小心。
她对张春桥呢，虽说当年同在上海滩，而且说不定还在崔万秋家见过这个穿蹩脚西装的狄克，不过她的眼界甚高，是不大会记得住这样的小人物的。何况，张春桥也尽力假装不知她的底细，一字不提20世纪30年代的往事。他明白，那已成了她心上的一块疮疤。
在柯庆施的介绍下，她与他握了一下手，算是结识了。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表情。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江青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张春桥在一旁细细观察着。他发觉，江青依然保持当年蓝苹的风度，口若悬河，不断地做着手势，常常放声大笑，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女人。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
擅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纳为三点：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
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
这一次与江青会面，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从此，江青的印象之中，有了张春桥。
几个月之后——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的一份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亦即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依据。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这段批示成为“最高指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就在毛泽东的批示之后十多天，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张了。柯庆施和张春桥在会上响亮地再一次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这一回，柯庆施、张春桥的腰杆挺得笔直。因为毛泽东的批示说“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而柯庆施、张春桥立即在上海推出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喊出“大写十三年”，实实在在一副“左”派面孔了。
姚文元立即“紧跟”。他在1964年3月，分别在《收获》和《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长文，贯彻了柯庆施、张春桥的意图：
《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
《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是这样谈及的：“1963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
江青则说：“我们应该永远纪念柯庆施同志。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上的。上海，多亏有了他，才抓起了话剧汇演和京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