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锦江饭店马路对面，是一座棕色面砖的典雅的美国风格建筑。这是闻名于上海的“兰心大戏院”，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建造于1930年。在当时，是上海豪华型剧场。解放后，改名上海艺术剧场，仍居于上海一流剧场之列。
1964年7月22日晚，上海艺术剧场华灯如画，热闹非凡，迎来了一批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还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人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石西民、王一平等。就连观众，也不是普通的观众，全是上海市局以上的干部。
他们聚集上海艺术剧场，不是开会，却是观看上海淮剧团上演的淮剧新戏《海港的早晨》。淮剧，又名“江淮戏”，流行于苏北、安徽和上海一带。虽说淮剧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过，毕竟流行区域有限，影响也有限。这天，嘉宾盛赞《海港的早晨》，刘少奇等还和剧团全体人员合影，成了上海淮剧团历史上的难忘的一日，难得的殊荣。
淮剧《海港的早晨》引起刘少奇的注意，是因为几个月前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黄埔剧场看过这出戏。周恩来赞扬这出戏，说道：“感谢你们演了这个好戏，你们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舞台上反映青年问题的戏有《年青的一代》、《社长的女儿》、《千万不要忘记》……说明当前教育青年的重要性。”[15]
消息飞快地传入江青耳中。频繁出入于上海的江青，不声不响混在普通观众中，连看了三次淮剧《海港的早晨》！
正忙于“京剧革命”、正忙于树“样板”的江青，看中了《海港的早晨》。要让工农兵占领舞台，她手中正缺乏“工”，而《海港的早晨》恰恰是写码头工人的。
刚刚结束了北京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江青惦记着淮剧《海港的早晨》，急匆匆又赶往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跟上海艺术剧场只一步之遥。
淮剧《海港的早晨》编剧李晓明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突然，有一天团里通知我：下午到锦江小礼堂参加一个座谈会。当时已是8月里，气候相当炎热，我一走进小礼堂就看到有几个人先到了，我便在边上的位子坐下。不一会儿，看见江青在几个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是参加她召开的座谈会。
江青同与会者逐一介绍认识后，一坐下便咧嘴笑了笑，一开口就是惊人之语：“我十分高兴，这次来上海发现了一个高精尖的题材，一个国际主义的题材。这就是淮剧《海港的早晨》。”我一听，震惊不小，我的这个青年教育的题材一下子成了高精尖的题材。这时又听到江青说：“在剧场里，我同工人一起看了三遍，工人哭了，我也哭了。”说罢，她还真的用手揉了揉眼睛。接下去，她的话更使我惊讶不已。她说，她是抓革命的，跑了全国许多地方，任务就是看戏，挑选写工农兵的优秀剧目，改编成京剧。写农民的早已选定《龙江颂》，写解放军的也已选定《智取威虎山》，而写工人的选了好久，直到最近才在上海选定了淮剧《海港的早晨》。
她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们，确定改编这个戏，她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其实，所谓调查，只是看了戏后，她到码头上去兜了一圈，向陪同她的第三装卸区主任高尚峰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海港的早晨》在工人中反映如何？第二，剧中青年工人不安心码头工作的思想是否符合事实？第三，玻璃纤维事件是否真有其事？在得到高尚峰的肯定回答后，她才拍板而已。
从此，淮剧《海港的早晨》就被江青抓去了。
这一回，江青指定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挂帅，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负责，组成领导班子，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为京剧，编剧为郭炎生、何慢、杨村彬，导演杨村彬。
“上峰”如此看重，编剧们焉能不卖力？才两个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剧本便问世，着手排演，由童祥苓之姐童芷苓及小王桂卿主演。
1965年3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石西民请江青审看。江青看罢，竟大为不满，说道：“你们怎么搞的，写了个‘中间人物’，为什么不去写英雄人物？这出戏改坏了，必须重编！”
江青一句话，把京剧《海港的早晨》全盘否定。
第二天，江青调来“京剧书记”张春桥，指定由他挂帅，另组班子，重起炉灶。于是，换了编剧，调来淮剧原编剧李晓明，导演亦换人。江青认为“童芷苓动作太软，演得一点都不像码头工人”，于是从宁夏京剧团调来李丽芳演女主角。
不过，张春桥这“京剧书记”也不好当。怎么改，全要听从江青的旨意。张春桥注意了绕开“中间人物论”的误区，请江青在1965年6月7日审看，剧名改为《海港》。
6月11日，江青在上海锦江小礼堂跟《海港》剧组谈话时，又是摇头。江青说，这一回犯了“无冲突论”的错误！
江青泼了一通冷水，把张春桥弄得晕头转向。她的话，把张春桥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戏走了弯路。音乐听了四段，觉得喧宾夺主。细看下来，距离淮剧太远。我很纳闷，同志们说尊重我的意见，可实际上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其实我的意见很明确，曾和张春桥同志谈过……”
听到这里，张春桥的脑袋嗡嗡作响了。她的话已经明白不过，跟你“春桥同志谈过”，你“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
她像扫机关枪似的，一连串的批评：
“布景像鸡窝，没有一点黄浦江的气概。”
“主角树得不够。”
“金树英（也就是后来的方海珍——引者注）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怎么那样笑眯眯的样子！服装也不朴素，头发也不像样子。距离人物十万八千里，怎能谈到豪情壮志！”
“首先是剧本问题！”
“我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为什么把戏搞成这样？这个戏把我搞得糊涂得不得了！”
江青这两次发威，把“两出戏书记”吓蒙了！
天知，地知，张春桥心中的苦闷，倘若不是那天偶尔在老朋友面前泄露了一点点，有谁知晓！
张春桥最为苦闷的是，他失去了他在上海的靠山——柯庆施。江青不论在批评《智取威虎山》还是批评《海港》的时候，都怀念着刚刚逝世的柯庆施：“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无奈，“京剧书记”遵命，又得避开“无冲突论”的误区。
如此这般，经过江青“指点”，她在京剧舞台上先后树起了五块“样板”，即《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
另外，从1963年12月起，“抓”北京、上海两个芭蕾舞剧团，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1965年1月起，江青到中央乐团，“抓”交响乐《沙家浜》。
这样，江青树起了八块“样板”[16]。江青博得“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桂冠”，便源于此。
“样板戏”受舞台的局限，观众毕竟有限，影响也就有限。后来，在江青的“指导”下，逐一拍成电影。
这样，人们给江青编了个顺口溜：
三十年代演电影， 五十年代看电影， 六十年代批电影， 七十年代导电影。
这里唯一空缺的是20世纪40年代，她在延安连电影都看不到，所以也就成了“空白期”。
在1964年8月，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两次批示，这表明江青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
8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送审稿（这一声明后来发表于1964年8月6日《人民日报》）上，写下一段批语：
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毛泽东 8月6日上午六时
毛泽东所说的“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可能是指毛泽东原计划骑马沿黄河考察的行动。
在1964年8月，毛泽东又在《光明日报》“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10）”上，写了一段给江青的批语：“江青阅，此文有些道理。”
江青、陈伯达、康生接见芭蕾舞《白毛女》剧组
江青接见样板戏剧组
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是当时学术界的“热门话题”。1964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谈论了对李秀成评价的见解。
《光明日报》接连分期编发《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在第10期上，选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蔡尚思、华东师大历史系主任吴泽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蔡尚思说，对李秀成既不应该全盘肯定，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我基本上同意戚本禹的意见，可和他的看法又不完全相同……吴泽说，目前报纸讨论把李秀成的问题仅仅放在真投降、假投降上面，容易把问题简单化。
对此，毛泽东以为“有些道理”。毛泽东把批语批给江青，表明要江青关注文化界的种种动态。
在1964年10月，毛泽东再次给江青写了一段批语。
1964年10月16日，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编印的《团的情况》增刊第34期上，发表了共青团南京市委提供的《一个立志务农的教授女儿和家庭展开的一场激烈斗争》一文。这篇文章是南京师范学院附中高中毕业生、共青团员黄桂玉自述的摘要，反映她立志务农，同家庭展开激烈的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到江苏省盱眙县马坝公社插队的经过。
毛泽东看罢，写道：“江青、李讷阅。”
1964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外交部的《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报告》上，写下批语：“江青阅。8月间的材料。到10月中旬发生突变，赫鲁晓夫倒台，末尾几条结论，有些估计不足。”
由于江青抓“样板戏”作出了“成绩”，她的名字出现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省代表的名单之中。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月，当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江青作为人民代表步入人民大会堂。她，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了！
从《人民日报》刊登照片，从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江青日渐“露峥嵘”。这一切，她都在公开地进行着。然而，她频繁地往来于京沪之间，却在暗中进行着极端秘密的政治活动。
[1]董保存：《毛泽东“管家”访谈录》，《海上文坛》1994年第3期。
[2]唐振常：《有鬼皆害辨》，1979年2月1日《文汇报》。
[3]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
[4]《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5]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146页。
[6]《林默涵谈〈红灯记〉创作经过》，1988年4月27日《中国文化报》。
[7]据唐斯复：《看阿甲老人复排〈红灯记〉》，1987年12月25日《文汇报》。
[8]1997年3月3日，赵燕侠托刘新远先生给本书作者打来电话。此处已经根据她的意见作了修改。
[9]翁思再：《阿庆嫂卷进“政治旋涡”》，1990年2月26日《新民晚报》。
[10]江青，1965年4月27日对《智取威虎山》剧组的讲话。
[11]据潘真、徐平：《今日“杨子荣”追踪》，《上海滩》1990年第2期。
[12]据李辉：《做人与做学问》，《做人与处世》1998年第9期。
[13]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14]1986年4月4日，叶永烈采访上海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常爱宗和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江明淳，请他们回忆于会泳。
[15]葛昆元：《江青一伙插手〈海港〉我见我闻——记上海淮剧团李晓明谈话》，《上海滩》1991年第6期。
[16]后来，从1967年起，又增加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京剧《杜鹃山》，但人们已习惯于称“八个样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