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月读书网 > “四人帮”兴亡 > 看中“民间报纸”《文汇报》 >

看中“民间报纸”《文汇报》

1965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1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灈。

2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

3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5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6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4月7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江青准备抛出那“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

这一“宏文”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张春桥的嘴巴向来很紧。不过,据《海港》编剧李晓明回忆,张春桥有一回得意起来,曾对他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内容是我写的。”

署名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尚未显赫,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便于持不同意见者跟他“讨论”。那时的张春桥,已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浓了。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江青于11月2日出现在北京首都剧场,审查北京京剧团的《红岩》。她的公开露面,不知内情者会以为此后一个多星期在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10月13日,她在中南海曾与电影《南海长城》摄制组谈过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

这样一发“重磅炮弹”,选中上海《文汇报》“发射”,是因为上一次那篇《“有鬼无害”论》也是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上海两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当时的《解放日报》乃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属于“党报”,倘若发在《解放日报》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的“身份”,便于“展开讨论”——“钓鱼”也。

令人不解的是:据《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荪告诉笔者[5],对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直到排印稿交到他手中,这才“奉命刊登”!据《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王维告诉笔者[6],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虽然是在《文汇报》发表的,却是在《解放日报》排印的,原因是《解放日报》乃党报,排印车间的“保密性”强。

王维向笔者娓娓道出当年的内幕……

一辆小轿车驶出上海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门,沿着淮海中路,朝外滩飞奔。

车上坐着四位乘客:张春桥、姚文元,解放日报社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

张春桥绷着脸,不发一言。

姚文元虎着脸,一本正经。

魏克明前几年开过刀,身体瘦弱,显得疲惫。

王维虽然爱聊天,此刻见众人不语,也沉默着。

张春桥吞云吐雾,车里弥漫着浓烈的烟味。一片寂静,唯有发动机在轰鸣。

两位“老总”(总编)应召而至康平路,只听张春桥说有重要急件要送解放日报社排印。

要求是“绝对保密,不许排错一个标点”。“老总”并不知道要排印什么绝密文件。不过,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出马,足见那文件非同一般。

王维猜想,这文件一定是姚文元花半年多时间写的。要不,他为什么坐在车上?

突然,张春桥打破了沉默,冷不丁地问道:“老魏,你们《解放日报》为什么登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和《海瑞的故事》?”

魏克明猝然不知所答,一时竟讲不出话来。

王维也为之一怔: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海瑞?

到了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经过专门挑选的排字工人已在那里恭候了。

姚文元从拎包里拿出一卷厚厚的手稿。两位“老总”瞄了一眼文章的标题,不由得一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哦,怪不得刚才张春桥在车上问起了《解放日报》上关于海瑞的文章!

两位“老总”亲自向排字工人交代了纪律和要求。

第二天,《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字排印本,便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中。十六开本,用上等道林纸精印,确实做到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印错。

张春桥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早已拟好的名单,交给秘书。名单上方天头,有张春桥用铅笔写的批示:“每人一份,即送。”

两天之后,名单上的人物全都应约而来。来者大都白发苍苍,皆为史学教授、专家及文艺界知名人士。

张春桥笑容可掬,在门口迎候,极尽谦卑之态。

会议准时开始。张春桥首先致词:“今天,诸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进一步修改。”

张春桥仿佛成了谦谦君子!为了使与会者畅所欲言,姚文元“回避”了。

教授、专家们真的以为是征求意见,也就直言不讳,几乎异口同声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学富五车之士,成了张春桥的网中鱼。

两位记录员刷刷地记满了一页又一页横格纸。任凭专家、学者们指着鼻子骂,张春桥依然保持一张微笑的脸。

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教授慷慨直言:“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一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指出:“对海瑞也应一分为二。”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本来有点顾虑,看到大家都“畅所欲言”,也就对“清官”问题直抒己见,批判了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谬论。

与会者反映最为强烈的,便是把海瑞跟“要人民公社退田”之类“挂钩”,生拉硬扯……

张春桥满脸堆笑送走学者们之后,手里拿着厚厚的会议记录,对姚文元说:“‘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也就在大字本排印出来之后,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才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据姚文元自称,已是第九稿了!

不过,张春桥的说法与姚文元略有出入。1966年12月23日下午,张春桥在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谈话时,说及写作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经过:

姚文元与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同上海市委无关。从一稿到六稿,就是我同姚文元两人搞的。第七稿才送给市委。当时主要是为了搞好市委内部关系,也为了我不搞个人突出,谦虚。

其实,《评〈海瑞罢官〉》的思想是主席的,具体的是江青同志指导我们搞的。

至于《评“三家村”》,我一手经手的,与姚文元一起搞,最后的稿子才送市委。……

姚文元说是“九稿”,张春桥说是“七稿”,陈丕显说的是“八稿”,只是“略有出入”而已。

陈伯达在晚年则这么谈及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

我至少有两次听到江青公开大肆吹嘘姚文元,说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的文字工作,背着北京,做的是秘密工作。这是真的。因为在姚文元的文字发表之前,除了江青、张春桥之外,好像别人都不知道。

据江青说,开始她并不和姚文元见面,只是通过张春桥和姚联系。她和姚文元见面是较后的事。

江青替姚吹嘘,表明姚的文字内容就是她授意的。开始吹嘘姚文元的时候,总会有点顾虑,因为姚文元的父亲是著名的叛徒、特务。当姚蓬子死后,吹嘘就变得大胆,说姚跟姚蓬子没有什么关系。姚是他母亲带的。

江青在上海住的时候,她同人们的来往,我没有打听过。在柯庆施死前,我只隐约知道他们关系是比较好的。他们设想的许多事,主要是文艺界的,但这并不排斥他们议论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