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黎澍曾对江青作过这么一番评语：“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1]
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在1962年7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
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1964年6月27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高潮。
既然毛泽东以为“修正主义”的影片“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江青马上“加码”，增加到十部。
于是，在1964年底，江青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位正副部长座谈。这清楚表明，江青已经凌驾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上。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吴冷西回忆：
1964年底，江青约中宣部五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臻和我）座谈，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十部影片。
我记得，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至《白求恩》等。
当时大家都没有同意，认为要慎重考虑。
事后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这些影片，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仿效。在这样压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
鉴于这些错误的批判有大泛滥之势，中央书记处于1965年3月初开会讨论此事。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都主张赶快“刹车”，学术讨论要“降温”。之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艺作品。[2]
在全国点名批判那十部影片的高潮中，江青加紧了对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工作。
康生支持了江青。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江青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
维特克也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记述江青关于在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回忆：
“你知道姚文元同志是谁吗？知道他做过什么事吗？”她在介绍她最忠诚最善辩的追随者之一时反问道，“他是一个真正的笔杆子。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是我们党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尤其是在初期，他组织写作了批判反动文艺路线的文章。当然，首先是毛主席批准我去找他，我到上海后又得到柯庆施同志的支持。然而，大多数文章是姚文元同志写的。”
“工作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江青同志的组织下完成的，”姚文元指出。“那时这确实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所以毛主席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整整19天（1965年11月10—29日）北京的报纸拒不刊登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继续说，“11月10日，这篇文章就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后来以单行本发行，但是，有两三天，北京仍然不许发行。这些人多么霸道！花了7个月时间完成这篇文章，多次修改。而且，写作时还要保密。稿子送到北京，我看了三遍，这一切也要秘密进行。你不感到吃惊吗？”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的消息——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4月26日，张春桥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江青三次提及了柯庆施之死。她反反复复说道：“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1965年12月10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笔，说是自己读吴晗的《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这出戏，我没有看过。听到议论，已经是1964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2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8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1959—1961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入手。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开始于1965年2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宏文”炮制出来了。
1965年4月29日，毛泽东在武汉。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5年4月18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58号上，见到《关于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写下给江青的一段批语：
江青：
此件可阅。形势大好。
毛泽东 4月29日
我今日离此去别地爬山。又及。
1965年6月，毛泽东给江青写下两段批语。
6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读了国际关系研究所1965年5月3日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15期，对所载的《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一文写下给江青的批语：
江青阅。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了。
毛泽东 6月2日于杭州
1965年6月7日，毛泽东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1965年5月2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173期，对所载的《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作了给江青的批语：
江青阅。共四件，如精神好可以一看。
毛泽东 6月7日
1965年5月12日，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就美术学院使用人体模特儿一事，致信江青。江青把信转给毛泽东。7月18日，毛泽东就人体模特儿问题，写下两段重要批示，认为在美术创作中应当使用人体模特儿。
就在这些日子里，上海香山路9号那幢小洋楼在夜色中射出明亮的灯光。姚文元从底楼来到二楼。那里本来住着张春桥，如今住的是《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
“王维同志，向你请个假。”姚文元对王维[3]说道，“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并没有说明写个什么东西，也没说清楚要多少时间。
“你去好了。”王维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他知道，姚文元说的“市委”，就是指柯庆施。既然姚文元不愿说写什么东西，他当然也就不便多问。
姚文元下楼了，回到自己的家中。
从此，半年多光景，他几乎不去解放日报社。虽说王维跟他同住一幢楼，平常也很少见到他。即使见到他，他从不说起在写什么，王维也就不问他。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往武康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庆施知，张春桥知。
自从柯庆施和张春桥确定了姚文元的“笔杆子”，自从“女客人”把那本《北京文艺》亲手交给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这一回干的是“挑大梁”的活，非同小可。
虽说他的“棍艺”已经颇为娴熟，无奈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对于明史一窍不通。他暗中调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为他查阅史料。朱永嘉由此发迹，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负责人。“文革”中跃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朱永嘉曾回忆说：
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找我很简单，说要临时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点资料。我就把地方志、明史里的相关资料告诉他，关于海瑞这个人，我所知道他的经历和情况，时代背景、社会矛盾等也告诉他。这一点我是帮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问我，我就把《燕山夜话》拿给他看。他找不到别人帮他忙啊。
姚文元这个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点，不轻易讲话。他对我是很信任的，这一点还可以。姚对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一句，他给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东西，他说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确实改得很好。[4]
尽管此事“对外保密”，姚文元却多次骑着自行车在夜间来到林村，求教于父亲姚蓬子。姚蓬子自然尽力为儿子翻查海瑞资料——虽然开初姚蓬子曾数落过儿子“多管闲事”、“海瑞有啥批头”，但是听儿子透露了此事的“来头”之后，姚蓬子立即“急转弯”了。
明里搞样板戏，暗中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写作，仍处于“绝密”状态。写了一稿又一稿，为了保密，不能在长途电话中交换意见。借着讨论样板戏，江青和张春桥南来北往，一时间是那样的频繁。在4月27日“接头”之后：
5月29日，张春桥在北京露面，跟江青“谈《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加工问题”；
6月7日，江青在上海看京剧《海港》；
6月11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里，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海港》剧组；
6月24日，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智取威虎山》剧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