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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

史学家黎澍曾对江青作过这么一番评语:“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1]

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在1962年7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

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1964年6月27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高潮。

既然毛泽东以为“修正主义”的影片“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江青马上“加码”,增加到十部。

于是,在1964年底,江青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位正副部长座谈。这清楚表明,江青已经凌驾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上。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吴冷西回忆:

1964年底,江青约中宣部五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臻和我)座谈,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十部影片。

我记得,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至《白求恩》等。

当时大家都没有同意,认为要慎重考虑。

事后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这些影片,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仿效。在这样压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

鉴于这些错误的批判有大泛滥之势,中央书记处于1965年3月初开会讨论此事。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都主张赶快“刹车”,学术讨论要“降温”。之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艺作品。[2]

在全国点名批判那十部影片的高潮中,江青加紧了对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工作。

康生支持了江青。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江青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

维特克也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记述江青关于在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回忆:

“你知道姚文元同志是谁吗?知道他做过什么事吗?”她在介绍她最忠诚最善辩的追随者之一时反问道,“他是一个真正的笔杆子。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是我们党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尤其是在初期,他组织写作了批判反动文艺路线的文章。当然,首先是毛主席批准我去找他,我到上海后又得到柯庆施同志的支持。然而,大多数文章是姚文元同志写的。”

“工作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江青同志的组织下完成的,”姚文元指出。“那时这确实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所以毛主席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整整19天(1965年11月10—29日)北京的报纸拒不刊登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继续说,“11月10日,这篇文章就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后来以单行本发行,但是,有两三天,北京仍然不许发行。这些人多么霸道!花了7个月时间完成这篇文章,多次修改。而且,写作时还要保密。稿子送到北京,我看了三遍,这一切也要秘密进行。你不感到吃惊吗?”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的消息——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4月26日,张春桥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江青三次提及了柯庆施之死。她反反复复说道:“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1965年12月10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笔,说是自己读吴晗的《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这出戏,我没有看过。听到议论,已经是1964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2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8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1959—1961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入手。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开始于1965年2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宏文”炮制出来了。

1965年4月29日,毛泽东在武汉。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5年4月18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58号上,见到《关于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写下给江青的一段批语:

江青:

此件可阅。形势大好。

毛泽东 4月29日

我今日离此去别地爬山。又及。

1965年6月,毛泽东给江青写下两段批语。

6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读了国际关系研究所1965年5月3日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15期,对所载的《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一文写下给江青的批语:

江青阅。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了。

毛泽东 6月2日于杭州

1965年6月7日,毛泽东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1965年5月2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173期,对所载的《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作了给江青的批语:

江青阅。共四件,如精神好可以一看。

毛泽东 6月7日

1965年5月12日,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就美术学院使用人体模特儿一事,致信江青。江青把信转给毛泽东。7月18日,毛泽东就人体模特儿问题,写下两段重要批示,认为在美术创作中应当使用人体模特儿。

就在这些日子里,上海香山路9号那幢小洋楼在夜色中射出明亮的灯光。姚文元从底楼来到二楼。那里本来住着张春桥,如今住的是《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

“王维同志,向你请个假。”姚文元对王维[3]说道,“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并没有说明写个什么东西,也没说清楚要多少时间。

“你去好了。”王维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他知道,姚文元说的“市委”,就是指柯庆施。既然姚文元不愿说写什么东西,他当然也就不便多问。

姚文元下楼了,回到自己的家中。

从此,半年多光景,他几乎不去解放日报社。虽说王维跟他同住一幢楼,平常也很少见到他。即使见到他,他从不说起在写什么,王维也就不问他。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往武康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庆施知,张春桥知。

自从柯庆施和张春桥确定了姚文元的“笔杆子”,自从“女客人”把那本《北京文艺》亲手交给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这一回干的是“挑大梁”的活,非同小可。

虽说他的“棍艺”已经颇为娴熟,无奈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对于明史一窍不通。他暗中调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为他查阅史料。朱永嘉由此发迹,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负责人。“文革”中跃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朱永嘉曾回忆说:

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找我很简单,说要临时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点资料。我就把地方志、明史里的相关资料告诉他,关于海瑞这个人,我所知道他的经历和情况,时代背景、社会矛盾等也告诉他。这一点我是帮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问我,我就把《燕山夜话》拿给他看。他找不到别人帮他忙啊。

姚文元这个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点,不轻易讲话。他对我是很信任的,这一点还可以。姚对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一句,他给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东西,他说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确实改得很好。[4]

尽管此事“对外保密”,姚文元却多次骑着自行车在夜间来到林村,求教于父亲姚蓬子。姚蓬子自然尽力为儿子翻查海瑞资料——虽然开初姚蓬子曾数落过儿子“多管闲事”、“海瑞有啥批头”,但是听儿子透露了此事的“来头”之后,姚蓬子立即“急转弯”了。

明里搞样板戏,暗中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写作,仍处于“绝密”状态。写了一稿又一稿,为了保密,不能在长途电话中交换意见。借着讨论样板戏,江青和张春桥南来北往,一时间是那样的频繁。在4月27日“接头”之后:

5月29日,张春桥在北京露面,跟江青“谈《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加工问题”;

6月7日,江青在上海看京剧《海港》;

6月11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里,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海港》剧组;

6月24日,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智取威虎山》剧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