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节刚过，北京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春雪。
冒着黑烟的火车头，拖着长长的绿色列车，在漫天皆白的银色世界中急急南行。
车厢里达到了“过饱和”状态。处于一年一度的客运高峰之中的列车，连过道里都像筷子笼一般站满了旅客。
紧靠火车头的第一节软卧车厢里，门窗紧闭，所有的玻璃窗上都挂着白色窗帘。室内温度按照“指标”，保持摄氏27度。整节软卧车厢，只住着一位旅客和她的几个随从。
那唯一的旅客，便是上海的“女客人”。
她，一次又一次到上海“基地”去，总是坐“公务车”来来往往，每一次都要独占一节软卧车厢。
她此时手里正拿着1961年第1期《北京文艺》，细细琢磨着上面登着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剧本。剧本的作者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教授。
江青求助于柯庆施，在1963年5月6日的《文汇报》，发表了梁壁辉的长文《“有鬼无害”论》，猛烈抨击了昆曲《李慧娘》，打响了“大批判”的第一炮。
江青的第二炮，目标便是眼下放在茶几上的那本《北京文艺》刊登的历史剧《海瑞罢官》。
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
她向来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易放过。
当然，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起初，她想在北京就近找“笔杆子”。她想到了1954年的风云人物——那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1964年秋，她找了其中的一个。出乎意料，他竟没有答应。
于是，她又求助上海。有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她把上海当作了“基地”：“样板戏基地”——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和芭蕾舞剧《白毛女》这三块“样板”要在上海“打成”；“大批判基地”——已经对《李慧娘》放了一炮，此行要对《海瑞罢官》开刀。“样板”是“立”，“大批判”是“破”。
她跟“基地”的联系，日趋密切。张春桥成为架在她与柯庆施之间的一座“桥”。
光是在1964年，她跟张春桥时而在北京、时而在上海见面：
年初，她在上海，跟张春桥研究上海京剧院排演的《智取威虎山》；
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张春桥来京；
6月22日，江青在中南海和张春桥一起接待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指定“张春桥挂帅”，修改此剧。
11月，江青来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要上海京剧团改编为京剧，指定“张春桥负责组织工作”。
火车急急南行。上海已在准备接待“女客人”。
“女客人”声称，此行是为了观看上海京剧团初排的《海港的早晨》（即后来的《海港》）。唯有柯庆施和张春桥知道她此行的真正的目的……
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踪：
“你2月22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
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广东宝安（今深圳）演出，在宝安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报告宝安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4月27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6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6月7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6月11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见剧组。
6月1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6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7月、8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戏9、10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6月24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柯庆施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34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个草绿色挎包，一对金鱼眼睛，第一次与“第一夫人”握手。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头一回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