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子湖畔，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上午谈到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一席话刚刚说毕，陈伯达迅即把毛泽东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评论，转告了江青。
“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要赶紧向全党传达。叫田家英马上把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当江青把来自陈伯达的重要消息告诉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提醒了江青。
姚文元补充了一句：“主席的话，是对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多的最大鼓励和高度评价！”
江青一听，觉得张春桥、姚文元言之有理，便催促田家英整理记录。
43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17个年头。
毛泽东对田家英颇为器重。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致开幕词。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毛泽东笑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写的，叫田家英，我的秘书。”
毛泽东还让田家英担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987条注释的主编，参加许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他从小失去父母，在中药铺里当学徒。1937年，15岁的田家英投奔延安，走上革命之路。193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年之后，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田家英，调任毛泽东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田家英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田家英向来为人正直。最初，提议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据说是陈伯达。在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之后，陈伯达常常向田家英探问，毛泽东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思索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新见解？……陈伯达摸到了毛泽东的动向之后，抢着写文章，迎合毛泽东的最新见解，以求博得毛泽东的好感。
一回，两回，三回，引起了田家英的警觉。从此，每当陈伯达向田家英摸“动向”的时候，田家英总是支开话题，聊起别的事。这使陈伯达深为不快。
这一回，田家英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
关锋是快笔头，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22]。对于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他照录不误。
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后，把毛泽东谈及戚、姚的那段话删去了。
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
江青心急似火，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陈伯达给江青打来了电话……
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骂道：“老右倾！”
一点也不假，是田家英下了决心，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
由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后来他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但是“篡改毛主席指示”却是导致田家英自杀的重要原因。
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以上所述，是根据笔者1988年3月初，在北京对不久前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的采访。笔者以为，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关锋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毕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笔者还曾多次访问过陈伯达。陈伯达也是重要的当事人。据陈伯达说，关锋所讲的记录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是无疑的。
关锋所叙，是否属实？读者诸君可以从以下种种说法加以比较：
说法之一，是1998年8月12日的《作家文摘》所载王凡先生所写的《田家英之死》一文，对笔者采访的关锋的回忆提出异议，认为：
一、艾思奇没有参加过记录的整理；
二、记录是关锋整理的；
三、关锋整理的记录本来就没有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田家英删去那段话的问题。
原文如下：
很显然，这样的叙述是与真实情况不符的。艾思奇并没有直接参加纪要的整理工作，他从杭州返京不久即因病逝世了。关锋最初整理出的纪要，原本就没有言及《海瑞罢官》的话，根本不存在从纪要中删除的问题。关锋在完成纪要稿后，曾提出毛泽东有关《海瑞罢官》的言论不写进纪要“行不行”的疑问，但田家英、胡绳对此没有理会。
回京后，关锋将田家英不同意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等话写入纪要传了出去，引起江青的愤怒。因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江青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精心策划的。最初，她在北京组织人写文章，可搞不下去，才到上海找张春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文章由姚文元执笔。
文章写成后，江青只给毛泽东一人看，当毛泽东提议让中央其他领导人过目时，江青极力说服他：不要送周恩来了，因为一送周，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他们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些情况，田家英都不知道，江青封锁得很严密，连中央的核心领导都被瞒过了。
十多年后，董边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胡绳回忆说：关锋后来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加进去了。我们在此事的处理上，的确缺乏政治敏感性，关于《海瑞罢官》的话，虽然是附带的枝蔓，但分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我们不主张放进的那段话。原先的主题，倒不再提起了。
胡绳告诉董边，以他同田家英的接触了解，能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那段话，与他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23]
说法之二，是胡乔木的回忆。田家英夫人董边赠给笔者《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书中收入胡乔木的回忆文章。胡乔木根据田家英生前对他所叙，认为：
一、那记录的整理者是田家英本人，是田家英从杭州回到北京之后整理的；
二、田家英在整理记录时“坚决不提”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胡乔木的回忆如下：
1966年初，毛泽东曾向家英等人谈及姚文元的文章，谈话的情况家英曾详细告诉过我，当时我们十分不安，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两同志分别在1965年11月和12月被撤职，感到政治风云日益紧张险恶。家英对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妇虽深怀戒惧，对毛主席始终敬爱忠诚。正因为这样，他在回京后整理毛主席谈话时，坚决不提《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德怀罢官的说法。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引者注：另一人为安子文）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衔冤辞世。[24]
说法之三，是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文章。他以为：
一、在杭州整理记录的时候，田家英就提出不要写入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胡绳、艾思奇支持，关锋不表态；二、回到北京之后，由于关锋坚持要写入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最后印发的记录上还是写上了那段话（前几种说法都说最后印发的记录上没有这段话）；三、是关锋向上告密。
逄先知的原文如下：
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讲话时，田家英提出，不要把这段话写进去，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海瑞罢官》与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个意见先得到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关锋不表态。回到北京，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后来，关锋把这件事告了密，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条罪状。[25]
说法之四，《田家英小传》的作者彭亚新。他以为：一、记录是田家英整理的；二、田家英在整理记录时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三、告密者除了关锋之外，还多了个戚本禹。
彭亚新的原文如下：
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海瑞罢官》打成大毒草。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谈话时说：
“《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意见有保留。为了保护这场批判运动可能伤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泽东这次讲话时，田家英毅然删去讲话中涉及彭德怀的内容。还删去了毛泽东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谈话。
整理讲话的事关锋知道，他与戚本禹合谋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26]
田家英夫人董边
说法之五，是余广人的文章，以为：一、建议整理毛泽东讲话记录的，不是江青，却是田家英；二、田家英在记录中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三、田家英删去那段话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附带”谈到的。
原文如下：
田家英认为这篇谈话内容很重要，建议搞个谈话纪要送给中央同志看。在整理时，他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的，和其它附带提到的许多话不必记入纪要。这样，就搞出了一个删去了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谈话纪要。[27]
说法之六，是田家英之女曾自和曹应旺所写的《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认为：一、是田家英在纪要中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二、田家英删去这段话的原因是这段话不属于“重要的内容”。
原文如下：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人谈话，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谈话纪要时认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并不是《海瑞罢官》和其他问题。于是删掉了这句话。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在江青、陈伯达、关锋等人的陷害下，成了田家英的一条罪状。[28]
说法之七，是邓力群。他以为：
一、田家英是由于“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而删去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二、田家英是被“一个混进党内的坏人告发”。
原文如下：
1965年，家英同志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事后不久，就被一个混进党内的坏人告发，从此对他定下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大罪。[29]
以上七种说法，加上关锋的回忆，总共八种，各不相同。究竟谁的说法更符合真实，有待于历史学家细细考究。
江青骂田家英是“老右倾”，而他确实是个“老右倾”！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在7月23日上午听罢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那次大会讲话，田家英的心像灌了铅似的。他站在庐山上，写下这样的诗句，抒发自己对彭德怀的同情：“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跟挚友李锐在山上漫步，谈出肺腑之言：“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我对主席唯一的希望是百年之后，不要有人议论！”
不料，李锐在跟一位老同志谈心时，无意中说出田家英的这句话。于是，田家英便作为“右倾”而挨整。
眼看着“文革”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又要面临新的灾难，田家英毅然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他既知道那段话传出去会给“左”派们增添疯狂的劲头，他也知道一旦被陈伯达、江青查出之后意味着什么。
然而，田家英在所不惜，豁出去了！
继邓拓之后，第二个牺牲者便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由于田家英凭着一股正义之感删去了毛泽东谈话中对姚文元、戚本禹文章的评语，激怒了陈伯达和江青。1966年5月21日，以陈伯达为组长、以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派人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大会上宣布田家英的“滔天大罪”：篡改毛主席著作！
5月22日，田家英被停职检查，收走全部文件，并勒令他在23日，滚出中南海。
5月23日上午，田家英悲愤交集，弃世于中南海。他，年仅44岁！他与邓拓之死，仅相隔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