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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网恢恢,血泪斑斑

第三个直接受害者是吴晗。吴晗最惨,一家四口,三条人命死于姚文元的笔下!

批斗,隔离,入狱,一步一步升级,吴晗受尽折磨。他甚至“创造”了挨斗的“最高纪录”——一天之中被拉到八个会场批斗!

1969年3月18日上午,吴晗的爱妻、历史学家袁震在苦风凄雨中离世。

吴晗的学生张海瀛,曾回忆1965年底在吴晗遭到猛烈批判的时候,前去看望他。师生间作了这样的对话:

吴问:你还在乡下吗?几个月没来了?

张答:还在乡下,是9月份返京时来过一次,已有两个多月了。

吴问:最近看报没有?

张答:看了。原先手头没有《文汇报》,《北京日报》转载后,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这两天读了蔡成和同志和燕人同志批驳姚文元谬论的文章,真解气!真痛快!真是以理服人!

吴说: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还要装懂,不顾起码的史实,捕风捉影,胡乱联系,无限上纲,那能说服了谁呢?

张问:先生是否准备写篇澄清史实的文章呢?

吴说:准备写,问题是怎么个写法。

张说:看来这场争论有点像郭老替曹操翻案时引起的那场风波。

吴说:不好类比。这场争论的来势要比那次猛烈得多。

1965年12月30日,张海瀛在《人民日报》上读到吴晗先生发表的自我批评后,利用1966年新年休假,又去拜访吴晗先生。

张海瀛后来回忆了两人的对话:

吴问:你看报了吗?

张答:看了,先生的大作我认真拜读过了。

吴问:听到些什么反映和说法?

张说:反映很多,说法不一。有的说,《人民日报》发表先生的自我批评,说明这场争论要收场了;也有的说,这不是收场的信号而是升级的信号。

吴说:从《人民日报》的按语来看,这场辩论是要扩大和升级的。假如辩论升级,事态恶化,你的学习就有中断的危险……

张问:学习刚开了个头就有中断的危险,怎么办呢?

吴说:有志者,事竟成。你有志于明史,主要靠自己努力。我送你几本书。

先生拿来《朱元璋传》、《读史札记》、《学习集》、《灯下集》、《海瑞集》以及在高级党校的明史讲座稿,在封面分别写上:“送给海瀛同志。吴晗1966年元旦。”[30]

张海瀛说,从吴晗谈话的口气和举动,可以看出,吴晗已经感觉到事态在扩大、升级,不可避免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他将面临火与血的考验。

此后吴晗一次次被拉上批斗会。他遭到了一次次毒打。

1969年10月11日,被打得胸积瘀血的吴晗惨死于北京狱中,终年60岁。

他的女儿吴小彦受他牵连,挨斗受批,患了精神分裂症。1975年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吴小彦因咒骂“四人帮”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于1976年9月23日自尽——如果她再坚持十多天,她就能听见“四人帮”垮台的喜讯!

吴晗一家唯一熬过十年苦难的是儿子吴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分校。

亿万人民咒骂姚文元为“棍子”,而江青却封之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江青如此看重姚文元,她甚至曾当众说过:“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用秃笔蘸着吴晗的鲜血写成的。

冤狱遍地,惨祸四起。姚文元的秃笔所到之处,泪汪汪,血斑斑。

主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秃笔挞伐,在“文革”的锣鼓刚刚敲响之际便饮恨而亡。

《海瑞上疏》遭到株连。《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被诬为一“骂”一“罢”,南呼北应。主演《海瑞上疏》是“麒派”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尽凌辱,在遥夜沉沉中屈死。

一“马”、一“麒”,都是中国京剧精英,全被姚文元秃笔一笔勾销!

由于批驳了姚文元的谬论,上海三位著名学者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

著名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诬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1966年受迫害而死,不过53岁。临死前,他还铮铮如是言:“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

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翁独健教授,《南包公——海瑞》作者蒋星煜,《海瑞上疏》编剧许恩言……文网恢恢,他们一个一个被押上批斗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引起的株连,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令人目触心惊!

其一,株连古人。

海瑞死于1587年。他是广东琼山县人,死后葬于故乡。万万料想不到,他在地下安眠了370多年,竟被姚文元的文章所骚扰。批判《海瑞罢官》的冲击波,竟冲击了位于天涯海角的海瑞墓。红卫兵们手持铁镐,把海瑞遗骨从古墓中挖出,给那一副白骨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此株连,恐世上绝无仅有!

虽然海瑞死后数百年不得安宁,然而,人们在这位当年的巡抚大人墓中,除了挖出一副白骨之外,只找到几枚殉葬的铜币,如此而已。海瑞的清廉,给那些狂热的红卫兵滴了几滴清醒剂。

其二,株连众人。

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株连之众,也是创“纪录”的,远远超过了封建王朝的所谓“株连九族”。张春桥、姚文元嘱令文汇报社不要放过一封投反对票的读者来信。

在《文汇报》刊出马捷的文章之后,迷惑了众多的读者。读者们以为《文汇报》“作风民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于是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文汇报社。

不料,在“文革”中,张春桥下令,把其中反对姚文元的三千多封读者来信,逐一转到读者所在的工作单位。这三千多位读者遍及全国各省市,蒙受了“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罪名,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其中有多少读者受迫害致死,多少读者被隔离、入狱,多少读者被戴上帽子,已无法统计。

其三,株连无辜。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字狱”之先河。

一时间,由“罢官”引申到“贬”、“谪”,都被视为“替彭德怀翻案”。

1966年4月3日,《贵州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了作家黄秋耘的《鲁亮济摘印》。

《羊城晚报》批判了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

陶渊明曾高歌“归去来兮”,辞职归隐,被视为海瑞的“同党”。于是,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也在劫难逃。

海瑞“抗上”,那个魏征也“抗上”。于是,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遭到乱箭劲射。

由于《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于是所有写过海瑞生平、海瑞故事以至画过海瑞连环画的作者,全遭讨伐。

著名美术史家、诗人常任侠无端被牵入《海瑞罢官》一案,其起因可编入《新天方夜谭》!

吴晗在《海瑞罢官》单行本的序的末尾,写了这么一句致谢的话:“画像(指海瑞画像——引者注)用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墨迹(指海瑞墨迹——引者注)中有一份是天津卞慧新同志送的,一份是北京常任侠同志送的,并致谢意。”

也就因为这么一句吴晗致谢的话,使这位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书馆主任成为打手们注意的目标。不过,光是凭常任侠把一份海瑞墨迹送给吴晗这一点而打倒他,就连打手们也觉得还缺了点什么。

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奇事:报上曾登过一篇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署名“常谈”,而常任侠偏巧姓常,打手们便一口咬定,“常谈”是常任侠的化名!

于是乎,常任侠“步步高升”;先是站高台,戴高帽,头衔是“吴晗的帮凶”;不久,提了一级,成为“吴晗的死党”;又过不久,又提一级,成为“彭真的死党”。

常任侠教授在忆及这场飞来横祸时,感叹万分。他引述了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描述朱元璋设置文网的一段话,倒是可借为准确地描绘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文网:

“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观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历史现象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此逼真、形象地写过明代文网的吴晗,到头来落入“文革”之网,可悲可叹!

这里顺便提一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吴晗的《海瑞罢官》还难以平反,姚文元的那篇“宏文”还难以批判。内中的原因,是由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过毛泽东同意才发表的,有着“御批”的“来头”;再说,“彭德怀就是海瑞”这最高指示,人人皆知。在“两个凡是”占统治地位的年月,无人敢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尽管姚文元早已倒台。

其实,否定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最深刻的含义,在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是这篇“宏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在“两个凡是”的岁月,还高唱“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呢!

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终于勇敢地打响第一炮,发表了苏双碧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苏双碧,传言称是“吴晗的秘书”。其实,当年他是北京历史学会唯一的专职干部,而会长是吴晗,故与吴晗相知甚深。苏双碧后来在1974年调往《光明日报》工作。

也正巧,在1978年4月上旬,杨西光出任《光明日报》总编。在杨西光的主持下,《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推出历史性的文献──“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炮猛轰“两个凡是”,从此引发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苏双碧决心为吴晗申冤,打响批判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一炮。苏双碧是这样回忆的:

我当时觉得,由我来写这篇文章,至少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年轻,又是报社的一名普通编辑,即使文章有点偏差,上面也不至于太计较;二是我曾和吴晗一起工作过,又参加过邓拓、范瑾同志为组长的后来被称为“假批判真包庇”的写作组,多少也算了解一些内情。据此,我决定试一试,并着手准备写这篇文章。

然而,这件事毕竟太大了,按组织原则,我必须向报社领导汇报我自己的想法,并征得领导的同意,才能着手去做。

大约在(1978年)11月10日左右,我得知总编辑杨西光同志很快要去出席中央工作会议。那天下午正好在楼道碰到他,我向他说明我要写一篇从政治上狠批姚文元并替《海瑞罢官》平反,从而为全面替吴晗平反作舆论准备的文章。西光同志几乎没有多加思索就表示同意,并说:“批姚文元总可以吧,吴晗平反是时间问题。”他态度明确,坚决,增强了我的信心。

随后,我告诉了主管理论部工作的副总编辑马沛文同志,他对我的设想报予极大的兴趣,要我以最快的速度写出来,并让我把别的工作先放一下。于是,从构思到查材料到写文章,大约只用了两天多时间。把文章初稿交给马沛文同志后,第二天一早他就来找我,认为文章基调不错,大体可以。[31]

就这样,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勇敢地发表了苏双碧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苏双碧这样说道:

当天广播电台广播了这篇文章的摘要,《文汇报》等全国许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版这篇文章的单行本。

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播发刊登这篇文章的消息和评论,根据他们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需要进行评述和猜测。

美国《纽约时报》11月16日的一篇专稿认为,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的“最惊人之举”。

11月17日,日本《朝日新闻》评论中认为,这篇文章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11月18日,《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这是一篇“冲击性很强的文章”。

其实所谓“最惊人之举”或“冲击性很强”的说法,是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四人帮”制造的冤案是一定要得到平反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作风的表现。[32]

[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150页。

[3]1986年7月8日,叶永烈采访王维于上海。

[4]据章剑锋:《“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5]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于上海。

[6]1986年7月8日,叶永烈采访王维于上海。

[7]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于上海。

[8]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于上海。

[9]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同年9月11日采访全一毛。

[10]唐振常:《漫谈陈虞老》,《上海滩》1994年4期。

[11]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于上海。

[12]1986年10月12日,叶永烈采访李俊民于上海。

[13]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150页。

[14]据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春秋》1988年第5期。

[15]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17]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18]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1页。

[19]据李逊:《〈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20]笔者自1988年10月31日起,曾多次访问关锋。另外,也多次访问了陈伯达。有一些文章说戚本禹也在座,陈伯达、关锋否认此事。笔者访问戚本禹时,他同样说,他没有参加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虽然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及他。

[21]引自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5月16日)的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22]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关锋。

[23]此文原载《知情者说》之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24]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25]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26]彭亚新:《田家英小传》,载董边、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页。

[27]余广人:《当代一幕政治悲剧:田家英以死诤谏》,《炎黄春秋》1997年第2期。

[28]曾自、曹应旺:《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载《名流写真》,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2页。

[29]邓力群:《悼念家英同志》,1980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30]张海瀛:《忆吴晗师》,《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31]苏双碧:《为〈海瑞罢官〉平反的前前后后》,《炎黄世界》1996年第2期。

[32]苏双碧:《为〈海瑞罢官〉平反的前前后后》,《炎黄世界》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