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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不寻常的长信

1966年6月28日上午,毛泽东要离开滴水洞了。临走之际,他依依不舍:好几位领导同志要陪同毛主席下山,几次说:主席,走吧!要上轿车时,毛主席忽然又转过身来往回走,步子迈得很大,很缓,边走边用韶山乡音低低地念叨:“我还不想走呐,我还要再住一夜呐!”回到楼内的办公室,七十三岁高龄的毛主席独自坐在写字台前,默默抽烟,凝神沉思……足足四十五分钟之后,只见他老人家缓缓站起来,喃喃说道:“还是走吧,我也身不由己呐!”[13]

毛泽东的专列,由长沙驶向武汉。他在那里公开露面,接见了尼泊尔王国比兰德拉·沙阿王太子,又接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观察员。

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接到江青6月29日从上海发来的信。他把在滴水洞里写就的草稿,加以修改,补写了前面几句,于7月8日发给江青。

这是一封不平常的信。它是毛泽东一篇内涵广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关于“文革”的重要著作。可是,它却不像他的别的著作那样容易理解,容易读懂。大抵是由于内中许多思绪还不能公之于众,甚至还不能告知政治局的委员们,而他又以为这些在滴水洞中沉思的结果应当写下来,留存下来。思之再三,最恰当的形式,便是以写给妻子的信的形式来表达——这是一封具有“政治遗嘱”性质的信。

鉴于此函是极为重要的文献,现全文照录于下[14]: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指魏文伯、陈丕显——引者注)的意见在那里(指上海——引者注)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指前文已提及的尼泊尔王国王太子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观察员——引者注),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指杭州——引者注)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称“西方”——引者注)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引者注),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大念“政变经”,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又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引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引者注),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5月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引者注),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此处指共产党——引者注),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毛泽东此信一开头,称“6月29日的信收到”,那是指江青在6月2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谈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此信,是对江青来信的回复,只是江青6月29日给毛泽东的信至今从未公布过。

毛泽东此信,纵论20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又预言他死后的中国的未来。这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寻常的信。他把这一切写给江青的信中,既表明了他当时对江青是充分信赖的,又表明了他可信赖的人已不多了。

此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时,最初注明:“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

这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对王任重是信任的。毛泽东多次来武汉,向来只通知王任重一人。毛泽东行动机密,路过一些省、市时,往往不喜欢当地首长迎送。王任重例外,每一回毛泽东路过武汉,总是告知王任重,他前去迎接或欢送。

此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时,最初还注明:“原件为毛泽东销毁,以上为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

文件没有说明,为什么“原件为毛泽东销毁”。

据传,周恩来阅毕,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因为此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周恩来想借助毛泽东此信,提醒一下林彪,不要“吹”得太过分。毛泽东同意了。据称,毛泽东嘱咐:林彪看后,当面烧掉。这样,这封重要的信由周恩来转交给在上海的江青,江青看过之后又由周恩来带此信到大连,交给在那里的林彪看过。

当时林彪正在大连休养。此信曾使林彪吃了一惊。阅后,当即表示悔悟之意。周恩来当着林彪的面(一说当叶群的面),用火烧掉了这封长信。

不过,此信保留了一份抄件。毛泽东当时对机要秘书说,“原稿发出,抄件存档”。据后来看到过这一个“抄件”手稿的徐景贤回忆,“抄件”是抄在“一种直条纸上的”,“抄信人的字迹很稚拙”。徐景贤的回忆录没有提到这位“机要秘书”是谁,经查,1966年跟随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是徐业夫。

以上的“据传”,是对“原件为毛泽东销毁”而又保留了一份抄件的一种解释。

然而,这一“据传”,是否可靠,不得而知。

1998年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性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在收入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时,只注明“根据修改件刊印”。至于“修改件”是否系手稿,没有说明。该书中所收毛泽东其他文稿,倘若是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的,则必定注明“根据手稿刊印”。而该书在对全信所作的13处注释中,也无一处提及“原件为毛泽东销毁”。这表明,该书编者避开了“原件为毛泽东销毁”这一问题。

据戚本禹回答余汝信的采访提问时说[15],“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分人中传阅,得毛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亦抄了一份。”

余汝信说,你的回忆,与官方解释有出入。官方的说法是,毛的信在发出前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叫秘书抄了一份。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的会议文件印发的,是毛秘书的抄件。

戚本禹答,当时,我负责毛的文件的保管,没有这样的印象。以后印发的,应该是根据周恩来的抄件。

余汝信问,那么,在江青处的原件呢?

戚本禹答,林彪知道毛有这么一封信(估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测是怕日后万一说不清楚,好有人作证),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叶才离开。

戚本禹是烧掉毛泽东致江青信的目击者之一,他的回忆有一定价值。据戚本禹的说法,毛泽东致江青信不是周恩来在大连当着林彪的面烧掉,而是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在江青的住处烧掉的。

在林彪倒台之后,197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此信作为会议主要文件印发,于是才第一次为世人所知。毛泽东在印发前,在抄件上作了亲笔修改了两处。其中有一处是“他(指蒋介石)就逃到一个海岛上去了”改成“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关于这封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由于没有手稿,海外有人以为是在1972年5月为了批林整风的需要,“由康生提议,张春桥执笔,毛泽东首肯”而“补写”的。这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测罢了。这封气势磅礴、思想深刻的信,远非康生、张春桥之辈能够写出的。

不论毛泽东出于什么考虑在当时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此信确系毛泽东手笔,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是毛泽东晚年极其重要的著作。有人甚至评价说,这封信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个纲领性文件,其重要性不亚于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