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28日上午，毛泽东要离开滴水洞了。临走之际，他依依不舍：好几位领导同志要陪同毛主席下山，几次说：主席，走吧！要上轿车时，毛主席忽然又转过身来往回走，步子迈得很大，很缓，边走边用韶山乡音低低地念叨：“我还不想走呐，我还要再住一夜呐！”回到楼内的办公室，七十三岁高龄的毛主席独自坐在写字台前，默默抽烟，凝神沉思……足足四十五分钟之后，只见他老人家缓缓站起来，喃喃说道：“还是走吧，我也身不由己呐！”[13]
毛泽东的专列，由长沙驶向武汉。他在那里公开露面，接见了尼泊尔王国比兰德拉·沙阿王太子，又接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观察员。
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接到江青6月29日从上海发来的信。他把在滴水洞里写就的草稿，加以修改，补写了前面几句，于7月8日发给江青。
这是一封不平常的信。它是毛泽东一篇内涵广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关于“文革”的重要著作。可是，它却不像他的别的著作那样容易理解，容易读懂。大抵是由于内中许多思绪还不能公之于众，甚至还不能告知政治局的委员们，而他又以为这些在滴水洞中沉思的结果应当写下来，留存下来。思之再三，最恰当的形式，便是以写给妻子的信的形式来表达——这是一封具有“政治遗嘱”性质的信。
鉴于此函是极为重要的文献，现全文照录于下[14]：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指魏文伯、陈丕显——引者注）的意见在那里（指上海——引者注）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指前文已提及的尼泊尔王国王太子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观察员——引者注），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指杭州——引者注）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称“西方”——引者注）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引者注），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大念“政变经”，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又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引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引者注），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5月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引者注），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此处指共产党——引者注），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毛泽东此信一开头，称“6月29日的信收到”，那是指江青在6月2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谈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此信，是对江青来信的回复，只是江青6月29日给毛泽东的信至今从未公布过。
毛泽东此信，纵论20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又预言他死后的中国的未来。这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寻常的信。他把这一切写给江青的信中，既表明了他当时对江青是充分信赖的，又表明了他可信赖的人已不多了。
此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时，最初注明：“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
这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对王任重是信任的。毛泽东多次来武汉，向来只通知王任重一人。毛泽东行动机密，路过一些省、市时，往往不喜欢当地首长迎送。王任重例外，每一回毛泽东路过武汉，总是告知王任重，他前去迎接或欢送。
此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时，最初还注明：“原件为毛泽东销毁，以上为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
文件没有说明，为什么“原件为毛泽东销毁”。
据传，周恩来阅毕，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因为此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周恩来想借助毛泽东此信，提醒一下林彪，不要“吹”得太过分。毛泽东同意了。据称，毛泽东嘱咐：林彪看后，当面烧掉。这样，这封重要的信由周恩来转交给在上海的江青，江青看过之后又由周恩来带此信到大连，交给在那里的林彪看过。
当时林彪正在大连休养。此信曾使林彪吃了一惊。阅后，当即表示悔悟之意。周恩来当着林彪的面（一说当叶群的面），用火烧掉了这封长信。
不过，此信保留了一份抄件。毛泽东当时对机要秘书说，“原稿发出，抄件存档”。据后来看到过这一个“抄件”手稿的徐景贤回忆，“抄件”是抄在“一种直条纸上的”，“抄信人的字迹很稚拙”。徐景贤的回忆录没有提到这位“机要秘书”是谁，经查，1966年跟随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是徐业夫。
以上的“据传”，是对“原件为毛泽东销毁”而又保留了一份抄件的一种解释。
然而，这一“据传”，是否可靠，不得而知。
1998年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性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在收入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时，只注明“根据修改件刊印”。至于“修改件”是否系手稿，没有说明。该书中所收毛泽东其他文稿，倘若是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的，则必定注明“根据手稿刊印”。而该书在对全信所作的13处注释中，也无一处提及“原件为毛泽东销毁”。这表明，该书编者避开了“原件为毛泽东销毁”这一问题。
据戚本禹回答余汝信的采访提问时说[15]，“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分人中传阅，得毛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亦抄了一份。”
余汝信说，你的回忆，与官方解释有出入。官方的说法是，毛的信在发出前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叫秘书抄了一份。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的会议文件印发的，是毛秘书的抄件。
戚本禹答，当时，我负责毛的文件的保管，没有这样的印象。以后印发的，应该是根据周恩来的抄件。
余汝信问，那么，在江青处的原件呢？
戚本禹答，林彪知道毛有这么一封信（估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测是怕日后万一说不清楚，好有人作证），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叶才离开。
戚本禹是烧掉毛泽东致江青信的目击者之一，他的回忆有一定价值。据戚本禹的说法，毛泽东致江青信不是周恩来在大连当着林彪的面烧掉，而是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在江青的住处烧掉的。
在林彪倒台之后，197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此信作为会议主要文件印发，于是才第一次为世人所知。毛泽东在印发前，在抄件上作了亲笔修改了两处。其中有一处是“他（指蒋介石）就逃到一个海岛上去了”改成“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关于这封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由于没有手稿，海外有人以为是在1972年5月为了批林整风的需要，“由康生提议，张春桥执笔，毛泽东首肯”而“补写”的。这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测罢了。这封气势磅礴、思想深刻的信，远非康生、张春桥之辈能够写出的。
不论毛泽东出于什么考虑在当时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此信确系毛泽东手笔，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是毛泽东晚年极其重要的著作。有人甚至评价说，这封信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个纲领性文件，其重要性不亚于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