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特大喜讯”，还配发了社论。
其实，这“喜讯”发生在十天前——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全国各报也都刊载这一“特大喜讯”。
新华社所发的通讯《毛主席畅游长江》，透露了毛泽东游泳时所讲的话：“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16]
这篇报道，给人造成了假象，似乎毛泽东仍在外地，仍在武汉。
其实，毛泽东在7月18日晚，已经回到了北京。
正焦头烂额的刘少奇，闻讯急急赶去，却被秘书挡驾——因为康生和陈伯达抢先一步，已在那里向毛泽东诉说刘少奇如何向各大学派工作组，阻止学生们起来造反。
翌日，毛泽东才开始听取刘少奇的汇报，因为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刘少奇主持的。
听了刘少奇的汇报，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说了一番不悦之言：“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走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17]
毛泽东一席严厉的批评，注定了刘少奇倒台的命运。
紧接着，两天之后，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说及了自己回京一事：
毛主席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我是7月20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
那阵子，江青频频前往北京大学，“点火于基层”。
她在7月20日才回到北京，22日就和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出现在北京大学。
最初，她的话不多，口气也还算不大。她7月22日首次在北京大学发表讲话，不过这么几句：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伯达同志讲讲。
7月23日，江青二赴北大，话也不多，还算“谦虚”：
革命同学们：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站在革命派一边。……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翌日——7月24日，江青率“中央文革小组”出现在北京广播学院。这一回，她的调子明显地比前两日提高，声言“我要来放火”了：
我们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同志，曾到你们这里来讲过话。我刚从上海回来，我完全同意他们两位的意见。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也同意，他们说是你们的学生，向你们学习，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热情应该鼓起来，不应该泼冷水。
我代表毛主席问候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你们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许你们很关心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很健康。你们的情况还要继续了解，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条子：“××不准进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
也就在这一天，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当众把江青大大地吹了一番。这番话，迅速被印成传单、抄成大字报，为“树”江青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用令人难以听懂的闽南“普通话”讲话时，由王力担任他的“翻译”。现从当年的传单上，抄录陈伯达的话如下：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递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入党（应为在青岛入党——引者注）。我认识介绍江青同志入党的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赞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革命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
京剧改革前，我到剧院去看，很少人去看戏。京剧改革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买票定座了，很久很久才能看到，都是满满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很大变化，是开端。不要小看这个开端，这个改革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生活在北京的人，每个人都要看戏吧。
京剧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改革问题，京剧改革引起了对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批判，这就引起了要检查我们的文艺路线是否执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执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是执行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革命是经常从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的，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这个条子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所有革命者没有不受诽谤的，不受迫害的，你们不是有一百多人受迫害，被当成反革命压制了自由，受了围攻吗？一个革命者就是要在这种围攻中站得住。
刚才递条子是揭露诽谤的，可见有人在这里散布流言蜚语，散布诽谤，要警惕！
追溯起来，《纪要》中林彪那几句话，可算是第一次“树”江青，但也只是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陈伯达这番话，对江青作了全面的歌颂，为江青上台吹响了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