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9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套红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8月8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共有十六条，人们也就简称之为“十六条”。
热烈欢呼“十六条”之声，震撼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也挤在人群之中，高喊着口号：“誓死捍卫‘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
王洪文对“十六条”中的一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有条件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显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人们习惯地简称“文革主任”）是一把金交椅。王洪文反对张鹤鸣、反对施惠珍，就是为了夺取厂里的大权。如今，“十六条”规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旦选上了“文革主任”，也就名正言顺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头儿了。
一场“竞选”开始了。
工作队显然不会支持王洪文。经过酝酿，二纺车间的车间主任受到工人们的拥戴，被提名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造反派们支持王洪文，提名王洪文作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两名候选人，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力量。用当年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代表着“保”字号与“反”字号。
分歧，也在工作队内部产生。在一百多个工作队员中，有三四个队员支持王洪文——在工作队里也出现“反”字号！
“竞选”在激烈地进行。其白热化程度，不亚于美国总统竞选。
就在这个要紧关头，冒出了一张大字报，揭了王洪文的老底。大字报的题目，便叫《王洪文的十大罪状》。
大字报作者，署名“余凤珍”。
余凤珍何许人，敢向王洪文开炮？
几经周折，笔者在上海东北角一座小屋里，找到年近古稀的余凤珍老人[8]。据她自云：原本在乡下种田。1936年，18岁的她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即上海国棉十七厂前身）做养成工。丈夫姓殷，也在这家纱厂当工人。解放后，他们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
余凤珍住在上海定海路200号，与王洪文家不过一箭之隔，同用一个自来水龙头。
由于那张大字报《王洪文的十大罪状》已被作为“黑材料”烧毁，无从寻觅。但余凤珍在1977年4月12日《解放日报》上，曾发表《王洪文在里弄里的丑恶行径》，诉说了她写《王洪文的十大罪状》的前前后后，从中可知她的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摘录如下：
我原是定海街道第五里委第二居民小组长。王洪文自1958年起，就住在我家邻近。他披着工人的外衣，在里弄里为非作歹。一个正在服刑、因病保外就医的劳改分子，经常送大闸蟹、烟、酒给王洪文，是他的酒肉好友；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平时跟王洪文烟来酒去，称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还在王洪文家吃喝到深夜；一个贪污分子免费给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裳，王洪文待他亲如一家，叫他“娘舅”，当我们从这个贪污分子家中查出赃物后，王洪文还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使这个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洪文在崇明围垦，经常装病回家逃避劳动。有一次，其他同志的家属托他带些食品到崇明，他竟把鸡肉等好的食品偷偷吃掉，把鸡头、鸡脚爪带给人家。1965年，王洪文修理自己的房子，修理材料从弹子门锁到水泥黄砂都是从厂里明拿暗偷来的。不仅如此，王洪文还在里弄里挑拨离间，制造邻居纠纷，进行打击报复。
王洪文的所作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想，他哪里像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是工人队伍里的败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写了《王洪文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到上棉十七厂。
我这一张大字报揭露了王洪文的要害问题，摸了他的老虎屁股，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回到家里，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咒骂：“他妈的，老子文革主任的位子被这个老太婆敲掉了，老子决不罢休。”“这个老太婆再敢到我家门前转，我就把她捆起来摔死。”
王洪文窃取了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后，就感到在定海街道居住的一段丑恶历史是块心病。于是，他就采取种种卑鄙手法，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妄图把我一棍子打死，从而封住别人的嘴。
王洪文利用职权，先后派人调查我的历史和表现，查祖宗三代。我出身很苦，从小就进纱厂做养成工；我爱人是共产党员；我的子女表现都比较好。王洪文抓不到辫子就变换手法，派人找我谈话，威吓我，逼我说出大字报的幕后策划者。我当场气愤地回答他们：“我写王洪文的大字报完全是根据他在里弄的现实表现写的，都是事实。”1973年，王洪文又派人来威胁我，要我写道歉书，向他认错。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只读毛主席的书，没学过写道歉书。”王洪文见我不屈服，更是气急败坏，以势压人。我们里弄成立革委会时，里弄的干部、群众信任我，选我当了常委，王洪文指使人蛮横无理地免掉了我的职务，并且规定：余凤珍今后一不能入党；二不能当干部。这样，王洪文还不解恨，他通过人四处放风：“余凤珍这个老太婆是疯子，精神病”，“这个老太婆写的大字报都是谣言”。他们还寻事挑衅，围攻谩骂我，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热泪夺眶而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跟街道、里弄广大群众一起奔走相告，上街游行……
余凤珍还告诉笔者，王洪文曾经要开会斗争她。她不得不一度躲到福州儿子家中。
王洪文在“竞选”中败北——自然，不仅仅因为余凤珍的那张大字报；当时，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在厂里还只是少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