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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工作队

上海国棉十七厂“骑”在杨树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耸立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1966年7月20日,路南、路北两扇大门旁边,都贴出了巨幅红色标语。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红色喜讯”降临这家工厂。

果真,那红纸上写着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

一彪人马,在一个留着短发的四十多岁的女队长的带领下,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数千工人聚集在厂里的礼堂。

女队长登上主席台,她发表长长的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通过广播,全厂各个角落,都响着她的声音。

“同志们,我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来上海国棉十七厂领导文化大革命……”她一说出这句话,台下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她,施惠珍[7],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她带领着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焦凤麟,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各机关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核心。

施惠珍是一个早在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先是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后来到沪西区私营棉纺厂从事工人运动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此后,她成为上海纺织工会副主席。从1958年起,调往上海市总工会。1964年起,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挑选施惠珍担任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对棉纺厂又熟悉,而与上海国棉十七厂没有什么人事瓜葛。

施惠珍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虽说对于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并不理解,但她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工作着——按党中央的指示办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办事。

还没有踏进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就听说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厂里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进厂之后,她就着手了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况。

万万料想不到,厂门口的红色标语还贴在那里,施惠珍在国棉十七厂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在市委工作队进厂的第十天,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厂:《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施惠珍读着大字报,心中暗暗吃惊:工作队的内部会议,工作队的动态,大字报的作者怎么一清二楚?

细细一检查,施惠珍这才发觉,自己用老经验办事,出了个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建立了“材料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负责收集全厂运动的材料。施惠珍派了工作队员担任材料组组长,又从厂里的干部中抽调几个人作为组员。按照老规矩,理所当然抽调厂里原组织科、保卫科人员,其中包括唐文兰等。她新来乍到,不知道调来的人员之中,好几个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队的一举一动,王洪文都清清楚楚。工作队还没有摸清王洪文的情况,王洪文却已摸清了工作队的情况。

“走了个姓孙的,又来了个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里,向他的伙伴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是一路货,施惠珍跟张鹤鸣一个鼻孔出气!

王洪文掉过了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

出现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异常动向,通过工作队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忙着向上海重要的单位派驻工作组,听到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发出反工作组的声音,当即引起了注意。

上海与北京存在着“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6月3日派出第一个工作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取代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领导那里的运动。刘少奇沿用的是“老经验”,土改派工作组,“三反”、“五反”派工作组,“四清”派工作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组。从6月8日起,北京出现反工作组的浪潮。7月19日,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已明确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然而,北京的声音传到上海,并不那么快捷。正因为这样,就在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第二天——7月20日,施惠珍带领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压根儿不知道,工作组已经成了“处理品”!

敏感的王洪文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