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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后院”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个“司令部”里忙碌着。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永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令’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

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

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

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19]。

“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

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20]。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他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

那是1966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