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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

张春桥在上海点起了一把火。火势熊熊,正在烧向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此时此际,张春桥却想滑脚了:第一,他只想“借刀杀人”,借助于王洪文干掉上海市委;第二,北京正处于大动荡之中,争夺在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

16日晚,在“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张春桥给江青挂长途电话:“我想回北京了。”

“我给你派一员女将到上海。她是一尊大炮,用她准能轰垮上海市委。”江青的语调,那么的洋洋得意。

张春桥一转眼珠子,马上猜着了谜底:“是聂元梓吧?”

“不错!”江青哈哈笑了起来。

聂元梓,这个45岁的女人,在1966年6月1日晚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名震中国。

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聂元梓

此人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她颇有点来历:17岁的时候,便在山西晋城的华北军政干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延安,在那里结识康生之妻曹轶欧……1966年3月4日起,曹轶欧进驻北京大学,据说是搞“调查研究”。聂元梓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过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与校党委结下深仇。

曹轶欧与聂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点下,聂元梓联合六名老师,于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珮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经康生推荐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6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长途电话中同意康生的建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这个普通的女人,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此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称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名声鼎沸了!

江青和张春桥决定对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这“堡垒”,从北京大学轰开局面。看来,要把华东师大当作上海的“北京大学”,把常溪萍当作“陆平”而“放炮”的依然是聂元梓。

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了几天。那阵子,她叱咤风云,每天有许多“左派”围着她团团转。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消失了。

直到1977年9月19日,聂元梓在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这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我正在考虑串连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W打电话来,说江青为了你的安全,要我们接你离开家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W说:这是江青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你去。我问发生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W说他也不知道,只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个地方,并把我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带上,以免在家里丢失。还说希望我也一定执行江青的指示。这样,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小组对外不开放的一个地方(花园街×号)。到这里后,住了三四天……”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传出了聂元梓“失踪”的消息。

聂元梓所说的“花园街×号”,也就是花园街一号,“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所在地。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在《谈“纪实文学”的史料价值——〈“四人帮”兴亡〉读后》一文中说,W就是他。王广宇说,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大约是1966年11月中旬一天的晚饭后,王力把我叫去(关锋也在场)。对我说:“我们获得可靠情报,聂元梓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有人要暗害她。为了保护聂元梓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保护‘左派’的骨干力量,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聂元梓采取保护措施。”王力又说:“花园村一号不是筹办得差不多了吗?可以暂时把聂元梓接到那里住几天,那里比较安全,这件事要严格保密,不能泄露出去。”他说:“告诉聂元梓今晚必须离开北大,她如果有什么重要材料,怕丢失可以随身带来。”

王力叫我马上就去找聂元梓,把她接到花园村一号。

我立即要车赶到北大,向聂元梓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保护她人身安全的决定。聂元梓说:感谢中央文革小组对她的关心和爱护。但她要求回家取点随身生活用品和重要材料。我同她一起去她在北大的宿舍。她进里间卧室收拾东西,我在外间等她。她磨蹭了半个多小时也不出来。直到她的十几岁的儿子回家,她才出来。然后,她对我说,她要找的材料没有找到,还要再找,另外还要把孩子安顿一下,今天晚上先不和我一起走了。我提出担心她今晚不离开家不安全,她说她今晚不住在家,一会儿她就和她孩子去她姐姐家,对聂元梓突然变卦,我也无奈,我不能强迫她必须当晚离开家。

我们商量好,明天早晨八点钟我来接她,我提出去她姐姐家接她,她不同意,她还让我来她的宿舍接她,我只好回钓鱼台向王力汇报,王力听后也无可奈何。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钟,聂元梓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不要去她家接她了,她已经进城了,让我到沙滩中宣部图书馆楼前接她。八点我准时到达中宣部图书馆楼前。聂元梓已经在图书馆楼前等我。我看到她正和中宣部的阮铭一起谈话。她让我当着阮铭的面把她接走。聂元梓违反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她的行踪要保密的要求,她向阮铭透露了她的行踪,暗示中央文革小组把她接走了。

又据王力回忆,保护聂元梓的指令来自毛泽东、江青:

聂元梓的事是我经手办的,我比较清楚,那时我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11月中旬有一天,江青突然到我那里,说得到可靠情报,有人要绑架聂元梓,而且时间就在今天夜里。她说她报告了主席,主席的意思要立刻找到聂元梓,让中央文革小组把她保护起来。江青给我这个任务,我马上请王广宇,要他立即找到聂元梓。他说找不到,我叫他开车到处找,一定要找到。王广宇很晚才找到聂元梓,安排她住快报组(花园村)。下半夜我和徐学增到花园村找到聂元梓,传达江青的意见,叫她住着休息几天,不必出面,有事可打电话。……

在花园街一号,决定了聂元梓的上海之行。软卧车票送到了她的手中。张春桥打电话,关照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

聂元梓交代说:“在一两天之内,动身赴上海了。临走前,王力来看我,说了些恭维话,又谈到去上海串连的问题。他说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请他帮助我们介绍、了解上海的一些情况。我问了王力,如果我们有事或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怎么写法?王力说,交给记者就可以了……”

哦,原来聂元梓是江青手中的一颗棋子,如今杀到上海,矛头所向,直指常溪萍。1966年11月20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旋风般驶入上海北站。

硬席车厢如同筷子笼似的,挤满了串连的红卫兵。列车靠上月台之后,一扇扇车窗成了出口,一个个红卫兵从窗口跳下,踏上了上海的土地。这时,从宽敞的软卧车厢里,从从容容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身穿一件草绿色的棉军大衣。那中年女人,戴着眼镜,便是聂元梓;男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篷一。

这两人来沪,非同小可。就在他们动身之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给“中央文革小组”驻上海记者站打了电话:“给予方便。”

正因为这样,“中央文革小组”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甄某带着几个红卫兵,前来接站。半小时之后,聂元梓和她的“副帅”孙篷一便住进了衡山宾馆,它所在的衡山路,与张春桥家所在的康平路100号,相距只几百公尺。

当天,在“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会见。

聂元梓提出“打倒曹荻秋”的口号,问张春桥可不可以?张春桥说可以[21]。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了战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

张春桥思索了一下,补充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对于王洪文来说,1966年11月21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应王洪文之邀,她当天出席了上海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她在大会上的讲话,清清楚楚地印在次日出版的《师大简讯》上。

她说来沪的目的是:“揪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大刽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来和他算账。常溪萍的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11月22日,“工总司”和“红革会”(全称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全称为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像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11月24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谊电影院里,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

这是“导演”在提示,这是阴谋家在煽动。一席言毕,张春桥不见踪影。

他出现在机场,飞向北京了。

就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11月25日,上海文化广场挤满了红卫兵。本来,这天是召开“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大会。聂元梓建议,“在战火中诞生”。于是,成立大会改名为“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叽叽喳喳的“喧宾”——聂元梓,反客为主,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她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此后,关于她的行踪,外人莫知。

她到哪里去了?

她,悄然住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宿舍三楼,神不知,鬼不晓!

第三宿舍本是留学生宿舍。那年月,不收外国留学生,那幢宿舍楼空着。她住进去以后,红卫兵们为她守卫大门,“闲人莫入”。

她一般昼伏夜出。外出时总是戴大口罩,总是坐那辆“宣传车”,很少惹人注意。

华东师范大学的“最早造反的老工人”,成了她的“保镖”,替她带路,替她联系。有几次,宣传车另有任务,当她深夜返回华东师大时,跳上了“保镖”的自行车。这时,“保镖”既成了她的“两轮车夫”,又成了时时提防“保皇派”袭击她的忠实卫士。

她为什么不住衡山宾馆,却在华东师大住了一个月?

她的上海之行,据说是“串连”。

她来上海,打的是“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旗号。

她秘密地“下榻”于华东师大,会见了一批又一批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发动了对常溪萍的猛攻势。

果真,上海处于大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