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上海点起了一把火。火势熊熊，正在烧向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此时此际，张春桥却想滑脚了：第一，他只想“借刀杀人”，借助于王洪文干掉上海市委；第二，北京正处于大动荡之中，争夺在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
16日晚，在“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张春桥给江青挂长途电话：“我想回北京了。”
“我给你派一员女将到上海。她是一尊大炮，用她准能轰垮上海市委。”江青的语调，那么的洋洋得意。
张春桥一转眼珠子，马上猜着了谜底：“是聂元梓吧？”
“不错！”江青哈哈笑了起来。
聂元梓，这个45岁的女人，在1966年6月1日晚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名震中国。
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聂元梓
此人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她颇有点来历：17岁的时候，便在山西晋城的华北军政干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延安，在那里结识康生之妻曹轶欧……1966年3月4日起，曹轶欧进驻北京大学，据说是搞“调查研究”。聂元梓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过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与校党委结下深仇。
曹轶欧与聂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点下，聂元梓联合六名老师，于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珮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经康生推荐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6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长途电话中同意康生的建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这个普通的女人，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此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称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名声鼎沸了！
江青和张春桥决定对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这“堡垒”，从北京大学轰开局面。看来，要把华东师大当作上海的“北京大学”，把常溪萍当作“陆平”而“放炮”的依然是聂元梓。
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了几天。那阵子，她叱咤风云，每天有许多“左派”围着她团团转。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消失了。
直到1977年9月19日，聂元梓在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这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我正在考虑串连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W打电话来，说江青为了你的安全，要我们接你离开家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W说：这是江青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你去。我问发生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W说他也不知道，只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个地方，并把我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带上，以免在家里丢失。还说希望我也一定执行江青的指示。这样，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小组对外不开放的一个地方（花园街×号）。到这里后，住了三四天……”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传出了聂元梓“失踪”的消息。
聂元梓所说的“花园街×号”，也就是花园街一号，“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所在地。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在《谈“纪实文学”的史料价值——〈“四人帮”兴亡〉读后》一文中说，W就是他。王广宇说，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大约是1966年11月中旬一天的晚饭后，王力把我叫去（关锋也在场）。对我说：“我们获得可靠情报，聂元梓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有人要暗害她。为了保护聂元梓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保护‘左派’的骨干力量，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聂元梓采取保护措施。”王力又说：“花园村一号不是筹办得差不多了吗？可以暂时把聂元梓接到那里住几天，那里比较安全，这件事要严格保密，不能泄露出去。”他说：“告诉聂元梓今晚必须离开北大，她如果有什么重要材料，怕丢失可以随身带来。”
王力叫我马上就去找聂元梓，把她接到花园村一号。
我立即要车赶到北大，向聂元梓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保护她人身安全的决定。聂元梓说：感谢中央文革小组对她的关心和爱护。但她要求回家取点随身生活用品和重要材料。我同她一起去她在北大的宿舍。她进里间卧室收拾东西，我在外间等她。她磨蹭了半个多小时也不出来。直到她的十几岁的儿子回家，她才出来。然后，她对我说，她要找的材料没有找到，还要再找，另外还要把孩子安顿一下，今天晚上先不和我一起走了。我提出担心她今晚不离开家不安全，她说她今晚不住在家，一会儿她就和她孩子去她姐姐家，对聂元梓突然变卦，我也无奈，我不能强迫她必须当晚离开家。
我们商量好，明天早晨八点钟我来接她，我提出去她姐姐家接她，她不同意，她还让我来她的宿舍接她，我只好回钓鱼台向王力汇报，王力听后也无可奈何。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钟，聂元梓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不要去她家接她了，她已经进城了，让我到沙滩中宣部图书馆楼前接她。八点我准时到达中宣部图书馆楼前。聂元梓已经在图书馆楼前等我。我看到她正和中宣部的阮铭一起谈话。她让我当着阮铭的面把她接走。聂元梓违反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她的行踪要保密的要求，她向阮铭透露了她的行踪，暗示中央文革小组把她接走了。
又据王力回忆，保护聂元梓的指令来自毛泽东、江青：
聂元梓的事是我经手办的，我比较清楚，那时我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11月中旬有一天，江青突然到我那里，说得到可靠情报，有人要绑架聂元梓，而且时间就在今天夜里。她说她报告了主席，主席的意思要立刻找到聂元梓，让中央文革小组把她保护起来。江青给我这个任务，我马上请王广宇，要他立即找到聂元梓。他说找不到，我叫他开车到处找，一定要找到。王广宇很晚才找到聂元梓，安排她住快报组（花园村）。下半夜我和徐学增到花园村找到聂元梓，传达江青的意见，叫她住着休息几天，不必出面，有事可打电话。……
在花园街一号，决定了聂元梓的上海之行。软卧车票送到了她的手中。张春桥打电话，关照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
聂元梓交代说：“在一两天之内，动身赴上海了。临走前，王力来看我，说了些恭维话，又谈到去上海串连的问题。他说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请他帮助我们介绍、了解上海的一些情况。我问了王力，如果我们有事或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怎么写法？王力说，交给记者就可以了……”
哦，原来聂元梓是江青手中的一颗棋子，如今杀到上海，矛头所向，直指常溪萍。1966年11月20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旋风般驶入上海北站。
硬席车厢如同筷子笼似的，挤满了串连的红卫兵。列车靠上月台之后，一扇扇车窗成了出口，一个个红卫兵从窗口跳下，踏上了上海的土地。这时，从宽敞的软卧车厢里，从从容容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身穿一件草绿色的棉军大衣。那中年女人，戴着眼镜，便是聂元梓；男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篷一。
这两人来沪，非同小可。就在他们动身之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给“中央文革小组”驻上海记者站打了电话：“给予方便。”
正因为这样，“中央文革小组”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甄某带着几个红卫兵，前来接站。半小时之后，聂元梓和她的“副帅”孙篷一便住进了衡山宾馆，它所在的衡山路，与张春桥家所在的康平路100号，相距只几百公尺。
当天，在“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会见。
聂元梓提出“打倒曹荻秋”的口号，问张春桥可不可以？张春桥说可以[21]。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了战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
张春桥思索了一下，补充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对于王洪文来说，1966年11月21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应王洪文之邀，她当天出席了上海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她在大会上的讲话，清清楚楚地印在次日出版的《师大简讯》上。
她说来沪的目的是：“揪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大刽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来和他算账。常溪萍的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11月22日，“工总司”和“红革会”（全称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全称为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像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11月24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谊电影院里，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
这是“导演”在提示，这是阴谋家在煽动。一席言毕，张春桥不见踪影。
他出现在机场，飞向北京了。
就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11月25日，上海文化广场挤满了红卫兵。本来，这天是召开“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大会。聂元梓建议，“在战火中诞生”。于是，成立大会改名为“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叽叽喳喳的“喧宾”——聂元梓，反客为主，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她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此后，关于她的行踪，外人莫知。
她到哪里去了？
她，悄然住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宿舍三楼，神不知，鬼不晓！
第三宿舍本是留学生宿舍。那年月，不收外国留学生，那幢宿舍楼空着。她住进去以后，红卫兵们为她守卫大门，“闲人莫入”。
她一般昼伏夜出。外出时总是戴大口罩，总是坐那辆“宣传车”，很少惹人注意。
华东师范大学的“最早造反的老工人”，成了她的“保镖”，替她带路，替她联系。有几次，宣传车另有任务，当她深夜返回华东师大时，跳上了“保镖”的自行车。这时，“保镖”既成了她的“两轮车夫”，又成了时时提防“保皇派”袭击她的忠实卫士。
她为什么不住衡山宾馆，却在华东师大住了一个月？
她的上海之行，据说是“串连”。
她来上海，打的是“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旗号。
她秘密地“下榻”于华东师大，会见了一批又一批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发动了对常溪萍的猛攻势。
果真，上海处于大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