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的力量也不弱。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千上万的市民。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又一绝密情报：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22]，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38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作“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1928年1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
“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
“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想不通。”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
“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王洪文气得七窍生烟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第二天——11月26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1000匹，号称拥有80万之众。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
《安亭事件真相！》；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
《一个造反队员的控诉》。
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沓的铅印传单，咬牙切齿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